政府做老板 工人也能反

一份引人入胜且详细的第一手材料,记录了19711972年意大利国有汽车厂阿尔法罗密欧工人的斗争。英语: Autonomous Assembly of Alfa Romeo. 1973. “Against the state as boss.” Radical America, vol. 7, no. 2. March-April. [English version]


引言

这是阿尔法罗密欧工人(Alfa Romeo)在续签合同的过程中记下的从1971年11月到1972年2月的斗争日记。当时意大利有五间阿尔法罗密欧的工厂,这里的故事发生在其中两间位于米兰的工厂——波特鲁(Portello)厂和阿雷塞(Arese)厂。两间工厂当时都有19000名工人(包括办公室文员),每三年谈判一次新合同。两厂当中,波特鲁厂是老厂,没剩几个生产部门,大部分经营活动很快就要转移到阿雷塞厂。厂里的多数工人年纪较大,因为长久以来的斗争传统,仍然受着工会主义的束缚。阿雷塞厂则是新厂,尚待完工。这间工厂聚集了大部分生产部门,工人大多年轻而缺乏工会传统。另外,65%的流水线工人(非生产部门则有25%)都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自68年以来,工人阶级的这个部分已经站到了斗争的前线,因此在阿雷塞厂的斗争性和动员力都较强。

这份文件是由一群自称为“自治大会”(Autonomous Assembly,简称AA)的激进份子出版的。他们认为自治大会是一个“基层工人的组织,希望能成为供工厂里所有工人借鉴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且为未来建立革命党添上一分力。”在为时四个月的斗争中,自治大会的目标是成为全体工人的一个持久的政治参照标准,并且从工会干部和意大利共产党(PCI)手中夺回斗争的控制权,以此取得“和群众对话”的地位。

这个故事的可贵之处在于记录了斗争的多个侧面。在阿尔法罗密欧厂,工人所对抗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尽管官方把它定义为一种“政府参与”的公司,但实际上是完全国有的。这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解释了意大利共产党鉴于自己将来可能参与政府里的新的中-左联盟,而被迫“很负责地”通过FIOM(意大利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五金工会)来行动。它也解释了工会干部采取的吸收并同化(co-optive)的策略,把工人提出的更为激进的要求缓和下来的企图,尤其是他们要把车间代表会变成控制普通工人的手段的决心。这里记录的斗争日期十分重要:故事发生在1972年续签全国合同之前不到一年,它充当了老板和工会的试验田,借以判断工人的战斗水平,以及在短短几个月后的新一波斗争中可能会发生什么。

当时阿尔法罗密欧的激进份子的主要目标是动员工人向公司的职位分类(职称评定)架构发起进攻,迫使管理层予以改变,以适应大规模汽车生产的客观进程。这也意味着向构成整个职称评定制度及其内在选拔机制的基础的资本主义逻辑发起进攻。因为这个选拔机制不是按照工人的实际技能(它的基础已被大规模生产所破坏),而是工人对管理层的权威、目标和价值观的服从程度。(正如自治大会所说的:“你被‘选中’,不是按照你懂什么或者你会做什么,而是按照你愿不愿意溜须拍马。”)

激进份子于是提议,将组成公司的职称评定架构的六种级别(category)换成四档分“类”(four levels of “classification”),在工人代表会的监察下,让工人(按照工龄和意愿)自动升级。他们也为办公室员工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些文件表明,只有部分要求兑现了。“档”的概念被采纳了,从第二档自动升级到第三档也获批了,但是“升迁”的过程仍牢牢地把握在管理层的手里。然而即便实际成果微不足道,但围绕着这项重要诉求的斗争起到了把大部分工人动员起来的作用,并且推进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定义的工作的抗争。最后,这份文件的价值在于呈现了工人每一天创造出来的具体斗争形式,工人预测主管们和工会的下一步行动的能力,以及他们成功分析了自己的斗争的更广泛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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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星期五)

  工人代表会今天决定,下星期罢工六到八个小时。工会和激进的先锋份子之间存在着两条路线之争。工会想把权力赋予执行委员会,决定罢工多少个小时以及采取哪种方式。尽管这条路线被否决了,工会依然成功地把罢工限制在六小时。激进先锋份子则倡议至少罢工九到十小时,并且以更单刀直入的方式进行罢工,譬如设立罢工纠察线、在厂内游行等等。工会的路线基于这样的理由,就是认定现阶段部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处于低潮:“现实就是这样子,我们最好是适应它,千万别超前了……(工会的“消防员”习惯了灭火,以至于现在即便没有火,他们也要泼冷水。)身为自治大会的成员,我们也没多乐观,但我们觉得,如果现实真的就是那样子,那么我们首先要努力分析和理解事态,然后透过更广泛、更强有力的动员来尽力改变它。

11月15日(星期一)

今天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罢工。

在波特鲁厂的食堂召开了一场工人大会。UILM(右翼社会民主党的五金工会)的一名干部发了45分钟的言。没人听得懂他想说什么,大家都向他大声喝倒彩。正当工人开始否决时,FIOM的代表到场,并宣布了一项让大会炸开锅的通知。“管理层,”他说,“因为技术上的困难,无法发工资,因此给每位工人发五十元,而不是往常那样的双周工资。”一位同志马上夺过麦克风大喊“咱找管理层去!”一支队伍立刻拉起来了,朝行政部门办公室所在的办公大楼进发。一群人长驱直入总经理办公室,大吼“卢拉吉,你这个法西斯,头号法西斯!”当罢工将会继续的消息传开来,队伍闯进了每个部门和办公室,把大家都拉了出来。连平常拒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在得知自己拿不到平时的工资、只能拿到五十块的时候,也离开了岗位。工会“消防员”用呼吁“民主决策”的办法来极力灭火,但没人听他们的。许多部门一整天关门,大批工人回了家,包括那些来轮第二班的工人。

在阿雷塞厂工人大会上,另一名FIOM的干部带来了减薪的消息,这下天可塌了。在一片叫喊、嘲骂和全场混乱中,这个干部极力解释:“同志们,这是厂方算好的一步,我们不要被激怒。我建议搞个代表,派去……”和管理层交涉,无疑他是想这么说;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上路了,我们所有人,全体一致。去你的代表吧!工人长长的队伍向着行政部门的办公室进发,拳头高举,我仿佛置身于十月革命时期的圣彼得堡。我们大约有500人,围住其中一个主管,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要钱,现在就全部付清。”与此同时,楼下的窗外正在举行集会,决定如何继续斗争:“一起游行到米兰!”“一起继续罢工一整天!”但一个工会(FIOM)的提议再次通过了:“大家冷静,同志们。斗争不会在今天结束。大家理性点……”罢工在下午一点结束。所幸这项决议只被部分地执行:装饰部和打蜡部在当天继续罢工;很多工人,连那些第二班的工人,也抱着胳膊干坐在机器前面。我来这个工厂很多年了,但我却从未见过这么棒的集会——人人畅所欲言,而且我们终于开始讨论起政治形势了。

11月16日(星期二)

波特鲁厂:组建了内部队伍,并且第一次有办公室文员(约有一百人)闯进所有的部门,搜查工贼。在发动机部,一些工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他们说,“现在白领来拖走工人了!”白领员工的积极参与是这次斗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他们中的一些人,直到昨天仍会离开工厂,上咖啡馆去,如今却与我们全厂的队伍共进退。这漫长而艰苦的工作,在一个又一个人身上,开始结出果实。工人意识的提升开始显现;就连白领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开始理解到自己是被剥削的:他们开始反抗主管和上司;他们拒绝加班。简而言之,他们开始了解阶级斗争并向工人的先锋份子学习。今天,就在他们兴奋地揪出各部门的工贼的时候,一名技术人员跟我说:“你知道吗?以前,我只是来这里看看机器;但今天我明白了这里也有人。从今以后,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在阿雷塞厂,今早六点,我们自治大会在米兰一个有很多阿尔法工人住的区分发传单,宣传拒交租金的行动,接着,我们从九点半罢工到十点半。即便一小时很短,我们也没放弃机会在厂内游行:我们一块儿行进,揪出所有的工贼。在电脑中心,每个人都在上班:我们强迫他们都出去,并开始讨论有关合同的建议、如何进行斗争、老板们如何在厂外挥霍我们的工资、以及我们一定要如何回应,譬如罢交租金、社区行动等等,而不是像个傻瓜一样整晚干坐在电视机前,因为这就会正中老板下怀。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工人想要就斗争进行的方式作出自己的批评,这才只是一小时罢工的成果呢。

11月17日(星期三)

我们发现管理层昨晚开了个会。他们都气坏了,因为他们无法在厂里不受打扰地安心上班。嗯,我们也开了个会,决定在波特鲁厂设置罢工纠察直到十点,而这次“消防员”也阻止不了我们。结果罢工纠察线十分强硬。那些通常在入口处流连的工贼挺惨的——他们只能干站在那儿,没胆量走上前来,甚至不敢说话。他们三五成群,像教会门口的偏执狂似的;他们小声耳语、摇头、悲叹,等等。但他们没有行动,等着别人为他们越过纠察线。如同往常搞罢工纠察的时候一样,同志们借此机会讨论起政治问题,为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答疑解惑,鼓励他们。这些讨论往往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果,但长远而言却会留下痕迹。在日后的斗争中,你会在你身旁发现你从未想过会出现的人。

在阿雷塞厂,从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都在罢工。那里没有设置罢工纠察线,但拉起了一支3000人以上的庞大队伍,巡逻并清理整个工厂。游行队伍前方举着一杆大旗,上面写着三个五金工人工会的名称(FIOM、FIM和UILM),下面则写着“工人代表会”。领头的还包括了我们的阿姆斯特朗,他是一位会吹小号、演奏国际歌之类的无产阶级名歌的同志。突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几位同志成功发动了几台进入生产终段的车辆,把所有的喇叭一起按响!对于工会人士来说,在厂内的这种“长途步行”最重要的是“井然有序且负起责任”,但同志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是驱除工贼,他们会时不时地离开队伍,组成单独的小队,闯进各个部门。

11月19日(星期五)

在波特鲁厂,白领工人从下午三点开始罢工。他们见面后决定要在全厂范围内搜查工贼,因为“老是去同样几个办公室是不对的。”好几个办公室已经没人了,因为经理和老板的线人都不在。但工贼还是不少。那些从四点开始罢工的人加入了队伍。为了要突袭工贼,我们悄悄地爬楼梯,然后猛地把门打开,一起高喊、吹哨子。我们最常喊、喊得最带劲的是“秃鹫!”(即贪心鬼)有几个办公室,员工呆在暗处,希望我们发现不了,但我们只要吹一声口哨,已经足以驱散他们,像曝露在灯光下的蟑螂似的。他们在正门前三五成群,在两个站着的警官之间。我们全体唱着“皮奈利的歌谣”(Ballad of Pinelli。皮奈利是在1969年被政府杀害的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卡拉布西的杀手”(Calabresi Assassin。被指谋杀了卡拉布西的警察局长)。

12月5日(星期五)

昨天,警察攻击了米兰的罢工纠察线,而在阿雷塞这里,回应得很慢很不够。今天工人们从报纸上得知,在波特鲁厂有人被警察在一场攻击中拿步枪揍到了脸,他们怒气冲冲地进了工厂,看见工会的大标语写着“罢工两小时,进军,包围食堂”。事到如今,工会的表现很清楚,它更愿意在厂内列队搞“纯粹的散步”,而不是“搜捕工贼”,这些小伎俩啊!警察在发动攻击,我们却像傻瓜一样绕着食堂散步!九点钟,当两小时的罢工开始时,只有两名自治大会的同志走出了游行队伍,但有一百多名工人当即效法,开始去搜捕工贼,甚至把厂内最小的、最偏僻的部门都走遍了。下午的时候,有几个同志在我们的一个部门中发现了五名在逃避罢工的工人。《帕斯奎诺报》特刊准备好了要指认那五名工贼,并宣布“帕斯奎诺会再次罢工!”(《帕斯奎诺》是一份小报,张贴在工厂各处的墙上,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各部门、厕所、食堂等等——每每让你意想不到。没人知道是谁编写的这份小报,但人人都怕它。在这场斗争中,它成了类似侠盗佐罗的记号。)《帕斯奎诺报》通报了那五个工贼的名字,带来了令人难忘的效果:他们被整整嘘了两小时,可也没胆量离开,只能含羞忍辱。

12月9日至1月9日

我们回顾自己在12月9日到1月9日的笔记,斗争如常但没什么特别的事。唯一可讲的是,这个月尽是假日,厂里的缺勤率非常高。

1月10日(星期一)

我们终于有突破了,像是从沉睡中醒来。今天早上波特鲁厂的厂内队伍敢作敢为,斗志旺盛。带着这股新生的斗志,游行者蜂拥到工厂周围的街道上,把几里路的交通堵塞了。在厂内,第二班的工人拉起了队伍,防止下午五点后有人加班,并且阻止车辆从工厂的三号门进入。

在阿雷塞厂,早上八点半举行了一场工人大会。工会(FIOM)干部发言,建议照常的2.5小时罢工。全厂工人发出嘘声,喝倒彩。他被迫下台。然后一个自治大会的同志拿起麦克风,呼吁工人一起占领工厂,他极力主张采取这种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大家热烈鼓掌,FIOM的干部试图夺回对大会的控制权,但徒劳无功。一位与自治大会合作无间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同志拿起麦克风,建议封锁运输制成品的公路直到下午三点。大会一致同意,然而当工人们鱼贯而出,打算付诸行动时,FIOM的干部终于抢到麦克风。在一片混乱中,他开始致辞,大意是说,我们一定要遵守某些限制(什么限制?),别让少数人控制斗争等等。但此时大半的工人已经离开了,当只剩四分之一的工人时,“消防员”(那些压制工人阶级自发行动的人)重提有限度的罢工和厂内行动。他要求举手表决,大概有30人投“赞成”票。他当即宣布提议获得通过,并以“工人大会至高无上!”这句老话结束了会议。

与此同时,第二班的工人封锁了公路,证明他们完全不在乎工会的指令。现场有约三千名工人,被堵截的车龙长达数英里。FIOM的干部在厂内奔走宣告:明天我们会封锁运送制成品的厂门。(那就像是在说:“老板,听着吧!明天我们要偷你的牛了。”那他就有时间把它们藏起来。事实上,车会在晚上被运出工厂。)他也说晚班也应该罢工,而同一时间,管理层正在各部门找愿意上晚班的人,还强调加班费来吸引工人。这个社会有许许多多工人失业下岗,但不论是在大小工厂,工人又被迫加班、上晚班、忍受加速制度。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利润,因而也就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但我们别像工会一样哭哭啼啼,我们要再接再厉打败它。

1月12日(星期三)

当阿雷塞厂封锁全厂出入口的行动继续阻止了车辆制成品出厂时,在波特鲁厂的食堂里,早上九点召开了大会。工人的参与程度很高,甚至可以说是全员参与。现场有2500到3000名工人,斗志也很高昂。FIOM的干部一拿起麦克风,便嘘声四起,表明了工人有两个要求:厂内行动及封锁公路交通。工会干部试图拖延时间,建议作简单的罢工直到早上11点,但嘘声更大了。他试图解释说,堵塞交通等于落入挑衅的圈套,但他们不让他再讲下去了。接下来他建议罢工到12点,但集会者大叫“那不够长”。此时,另一个FIOM干部拿起麦克风说,执行委员会昨天对采取哪种罢工行动做了决定:罢工到12点,且没有厂外行动,不过要是大会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在厂外搞个短时间的游行。

一支庞大的队伍组织起来了,在把全厂清查完毕后,列队走出厂门,走上斯卡兰普大道(Viale Scarampo),这是米兰最荒废无人的街道之一。队伍行进期间,士气已被“消防员”重挫。队伍经过服务病危者的医院时,那里也有一支送葬的队伍。那时工人游行的步伐已经慢得像是送葬队的一份子。当队伍穿过一条小巷时,原先领队的工人代表会的横幅最终掉到了后面。当我们抵达特维诺街(Via Trevino),警察早以剪刀形布阵列队等着。工人开始高喊“法西斯!走狗!老板的奴仆!”在勇往直前的队伍的威迫下,剪刀阵开始分开两列。工人持续高喊,警察被迫后退,而工会会员反而组成警戒线以保护警察不被工人攻击!斗志较强的工人和工会“救火员”互殴了几拳,因为后者指责前者想要搞对抗,故意挑衅。(说得仿佛这些警察每天驻守在厂门口倒不是挑衅了。)不论如何,警察退回到车上,我们的队伍则返回工厂。逼迫警察后退是一项主要的胜利。工会的真面目表露无遗:没用的大会开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的队伍在工厂后面;他们不敢与警察对峙,好像工人是向前锋发起攻击的神风敢死队似的;把主管当作唯一有权做决定的人,没完没了地请求;小心翼翼地从事阶级斗争。这些都是工会老一套手法的各种表现。它激发斗争的程度仅以维护自己的信誉为限,一旦来自底层的压力可能削弱它对局势的控制,它就总是准备泼冷水。

1月14日(星期五)

傍晚时,我们收到一位自治大会的同志法兰克•阿斯尼(Frank Atzeni)的消息——他被无限期停职了,针对他的指控照例由一个名叫卡拉布里托(Calabritto)的人事部的人提出。法兰克是自治大会中其中一个比较积极和投入的同志,过去几天,他奋勇参与关于晚班问题的斗争。当他被解雇的消息传出去后,他的同事自发地放下手上的工具。晚间时候,在基督教民主五金工会(FIM)的办公室举行了一场会议,一个新的斗争方向形成了:占领工厂。

1月15日(星期六)

尽管周六我们不用上班,但在阿雷塞厂和波特鲁厂,还是从早上六点设下罢工纠察线,以防止有人加班。在阿雷塞厂,早上六点纠察队员换班,让那些通宵坚守不让车辆制成品离厂的队员去休息。早晨晚些时间,自治大会开会研究形势,我们决定支持占领的建议,几个理由如下:

(1)上周的斗争越来越激进和尖锐。即便工会极力“灭火”,有好几件事仍然表明了工人的斗争意愿:与警察的冲突;由工人自己就晚班问题发起和领导的自发罢工;针对分化工人的企图的当机立断的回应。经过两个半月的斗争,工人阶级已经站起来了。

(2)工会意识到它无法再实行不痛不痒或虚弱无力的罢工了,到了这个节骨眼,我们一定要斗牛抓牛角、不畏艰险。这一点很明显了,譬如说,经常和法兰克起冲突的工会(FIOM)干部如今也公开认同占领。

(3)斗争已经发生了转变,如今更甚于以往任何时候,从纯粹的诉求(合同)变成更政治化的斗争(母公司IRI的压迫,以及再次企图推动那些部分国有的企业跟当权的右翼势力结盟)。

占领工厂会成为其他斗争的标杆。自1947年以来,除了因为破产而倒闭的工厂之外,还没有发生过占领任何大工厂的事件。工会知道,面对着被拖延的劳资谈判和法兰克•阿斯尼的停职,工人阶级的行动会更有力、更自主。它于是决心要控制局势,以避免被唾弃的尴尬。事实上,在下午召开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提议占领时,FIOM的干部当即表态支持,并主张采取一系列行动,譬如与民主政党及其他政团公开对话、与地方政府会面、与其他工人代表会及工厂对话等等。然而,所有建议留待明天,等到执行小组全员到齐再作决定。

1月16日(星期日)

代表团从罗马回来,在那里,政府、工会和资方之间的谈判停滞不前。它解释说,在一个“公开”的行政会议里,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谈判,只有“一系列的会议”,而这些会议看来什么也没有解决。资方坚持说,自动升级的建议会损害较高级的工人,他们只会同意从第一档到第二档的工人可自动升级,以消除最露骨的歧视事件。资方在这点上决不让步。所以在罗马没发生什么值得说的事情,但代表团坚持谈判并未破裂,只是“推迟”了。这有什么区别呢请问,谈判至今“推迟”了两个月啦?

关于明天要在工厂说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依旧存在着。当FIOM的当地干部开始概述昨天执委会会议提出的共识(占领工厂)的时候,职位较高的FIOM的地区代表就说:“占厂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不能当儿戏。我们不能只是一时兴起,轻举妄动。我们一定要有纪律。”(看来任何纪律都是要工人阶级来守的。)“如果我们占厂了,许多不支持自动升级的工人就会回家去。我们要注意不要随性而为。我们无权决定。”(假民主呗,因为每当基层会员在工人代表会里推动什么的时候,人家就会跟他们说,最终决定权在执委会手里。)“我们得一步一步走。明天开始我们可以延长几小时的罢工,然后我们会召开工人代表会,接着与其他政党开会、打电报给……”这从头到尾都是典型的“灭火行动”。甚至有一名FIOM的干部假装不知道“占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照他的说法,我们应该留在工厂工作,向老板证明我们没有他们也能工作。真是不可思议!而曾支持占领的FIOM当地干部也马上倒戈。对工会来说,问题显然不是打开一个通向斗争的激进出口,相反,是遏制它,好让它不会爆发,搞出乱子。结果执行委员会的主流意见变成了在明天早上举行工人大会,可能作一整天的罢工;然后在星期二召开工人代表会会议,再跟其他工厂开会商讨示威的可能,接下来可能大张旗鼓地快速去一趟罗马,在市长办公室门口示威,等等,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一堆“政治旅游”。事到如今,我们只能等着看明天工人会怎么想。

1月19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9点到11点罢工,同时在波特鲁厂为办公室员工举行了几场厂内集会。其中一场我在场的集会中,一位自治大会的同志发言,强调了两个我们都觉得至关重要的主题:法兰克•阿斯尼的停职,以及占领工厂。阿斯尼必须复职,那位同志说,因为他一直在斗争的前线。公司打击他其实是打击我们在前线的所有人。(法兰克产线上的同志告诉我的一件事浮现脑海:“法兰克对我们来说比一份好合同更重要,这不只是出于友谊。我们知道有他在厂里,我们就赢了;没有他,即便拿到了最好的合同也是一场失败,因为我们会变得更容易受伤害:只要我们一抬起头,就会被主管们打击。”)那位同志接下来提到以占领作为“团结大家的政治时机”的想法。占领会让我们觉得更团结以及是斗争的一份子。它能让我们讨论平常的政治问题,认识其他厂区的积极分子,听到他们的斗争的第一手经验。这场和文职员工的集会极富教育意义。它表明,有很多被蒙在鼓里、从未讨论过政治的人,只要开始形成了清楚的想法,就会和你并肩斗争。

1月31日(星期一)

各工会都在有系统地淡化占领的想法,声称我们顶多“象征式”地搞一天行动。与此同时,法兰克•阿斯尼复职了,这无疑是资方的一个重大让步,工人把这当作一场大胜仗来庆祝。今天早上,自治大会在波特鲁和阿雷塞厂发传单,努力阐明占领建议的性质和重要性,庆贺法兰克•阿斯尼得以复工。

在阿雷塞厂,工人们听说只有一小时罢工以召开工人大会后,都气坏了。大会在早上9点开始,参加者可谓人山人海。当FIOM干部开始讲话时,你能感到工人当中的那种紧张情绪——集会感觉像是一个准备爆炸的炸弹。干部解释着罗马谈判里鸡毛蒜皮的细节,显然他想让这一个小时就此流走,不给工人机会发言。但是半小时后,台下不耐烦的咕哝声不绝于耳,变得越来越大声,后来有人喊了出来:大会应该延长到11点。干部同意了,但从他的声音听起来只是随口敷衍。

一位自治大会的同志跳上台,从工会干部的手里夺过麦克风。另一位FIOM的干部插手,力图泼冷水来灭火,但几个自治大会的同志紧接着发言,让大会通过了占领计划。明天工人代表会将再次讨论,但事到如今,占领看似已经铁板钉钉了。

在波特鲁厂的工人大会也炸开了锅。早上9点,我一进食堂,就看见人们正在桌旁拿着餐具争论不休,又是大叫又是嘲笑。许多人已从早报上得知,谈判仍然停滞不前。当工会干部开始讲起罗马谈判,大会马上就炸开了锅,人人都吼着“占领!占领!”干部也开始沉不住气了,但仍然力图重新控制场面,提议进行地区性罢工,甚至是全国五金工人罢工,一起坐火车去罗马,但嘘声依旧。终于他同意搞占领,但“只是一天”。工人们马上回答“两天!两天!三天!三天……”他意识到事情已脱出了他的控制,而且他还丢尽了脸。他就说,每个部门都要开会,进一步商讨占领事宜,要在明天的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上通报讨论结果。10点15分,大约两百名文员召开大会,其中有不少是当惯了工贼的。一位FIOM的干部检讨罗马谈判的结果。一位自治大会的同志趁机再次阐明占领策略的重要性:更激进的斗争和一个彻底开放的工厂。1点30分,人们在食堂前聚集,讨论着各部门会议的情况。同志们都雀跃不已,在所有的集会上,包括办公室人员的会议,都通过了占领方案,更有不少是一致通过的。看来这个想法已经火起来了,每个人都在讨论占领,彷佛已是既成事实。组织上的细节也考虑到了,譬如得时刻提防法西斯的报复,厂内外行动的协调,等等。一切看来几乎是太宏大、太美好,以至不太真实,但如果明天工会再试图撤回占领方案,它们将会彻底失去工人的信任。

2月2日(星期三)

在波特鲁厂,早上7点到10点设立了罢工纠察线。在阿雷塞厂,则是从2点30分罢工到4点30分。人们都在讨论着占领,好像今天就开始行动了似的。

FIOM坚持不能从今天开始占领,因为这样会给资方停产的借口。事实上,他们是想留在“工会对老板”的游戏规则里;他们只相信高层的谈判,并且不想在工厂已被占领的情况下坐上明天在罗马的谈判桌。11点30分,许多部门和办公室的工人想要立即占领的消息传开来了!在许多办公室,经理四处奔走,叫员工明天放年假或特别假。他们还宣布,工厂的所有服务都会暂停。委员会终于达成共识,预定在明天早上9点开始占领,而且会维持整整24小时。

在阿雷塞厂,FIOM的干部向大会澄清我们将不会“占领”(天理不容啊!),而是一个“长期的大会”。占领与否,在制成品厂房前的罢工纠察线依旧坚定,对老板而言那是最脆弱的地方。工人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傍晚时分,公司告诉一直表现得好有“责任感”的工会掌权者,明天会是正常工作日,人人都有工资拿。工会的游戏一直按着规则走:“如果我想的话,我能要你的命,但是我只会轻轻地弄你一下。老板,你也得给我点什么来报答我。”这就是工会,倒成了斗争最后的赢家!他们可真擅长平衡油门、刹车的技术,他们总是能找到“特许停车”的位子。由厂内先锋份子提出的占领,工会先是冷处理,接着反对,最后因为工人大众想干,只好赞成,但只是为了给它下绊子。

2月3至4日(星期四、五)

波特鲁厂:早上9点工人大会,每个人都到场,连此前从未参与罢工的也来了。这是斗争至今的最高点。参与大会的包括了政客、工会干部、和好几个政治团体。连CP也来了,他们一如既往表示团结,留下160元的支票(真恶心!),就走了。意大利社会主义党的一个代表也到了,说了几句话,连坐也没坐就走了,像是开幕剪彩走过场一样。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话,大会就会变成一个大家都能上的舞台,从修正主义者到老板,个个都能在工人面前做场秀。

在大门口,有“守卫工厂”的工人。事实上,所有大门都关闭了;除了五号门,工人用大铁桶把门堵住了,还有一号门也开着,因为工会说要让执行委员们可以自由进出。激进分子可以决定谁能进出。CP和FIOM工会的官僚企图只让他们认可的人和团体进来,不过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至于学生,CP极力限制他们的参与,只让米兰国立大学的三名学生运动代表进入。然而,我们迫使他们准许每间工厂的三名代表参与。早上一晃眼就过了,而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来说两句话又走了的大佬。我们建议将大会分成一个个小组,这样我们能更仔细地研究特定的议题,并且着手大约每一百人搞个小组,订立自己的议程。几分钟后,几个官僚来了,焦急地宣布,所有的执行委员都离开工厂了(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阿尔法停止了所有的服务(食堂、保安等等),我们必须要求所有的学生马上离开。

真正让他们心烦的是,现在很多人已经离开工人大会,参加小组讨论去了。这是真正的群众参与,从工人到文员;而且现在是真正的占领了,所有的干部都跳船而去,工厂真正掌握在工人手中——他们警觉地把守着大门,以防法西斯的攻击。和官僚们的预期相反,大家都留在厂内,选择参与小组讨论,意识到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是在展现工人阶级的能力。在吃个三明治、小休之后,下午重新召开工人大会和小组讨论。在食堂的一楼,成立了近百人的学习小组。处理了几个议题,从文员的特别问题、厂内外的压迫,到CP的路线,乃至政府右倾的当前形势。CP和几个工会极力淡化占领斗争的政治意义,只让他们批准的人进来,这算是给他们上了一堂课。

晚上7点左右,工会想把工厂关上,不再对外开放,但最后决定10点之前准许其他工厂的工人进来。很多人晚上都回家了,留下来的几百人则在排班分配通宵守卫的任务。所有的大门都继续有罢工纠察线,厂内的各部门也一直有巡逻,厂外则有几队激进分子开着车检查所有可疑的人士。有一次,截停了两个开车的男人,查他们的证件。他们看起来真的挺可疑的,结果是两个在附近逛荡到凌晨5点的警察。

阿雷塞厂:占领工厂的一天。保安措施交给一名FIOM的干部掌管,他故意不给我们自治大会的同志红袖章——那是识别维持秩序的人的袖章。不管有没有袖章,我们都参加了罢工纠察。现场气氛很愉快,因为工厂在工人手中,巡逻各部门时还唱着斗争歌曲。整个早上都有不同政党、地方政府、其他工厂和学生团体的代表进厂里来。食堂没开,到了下午2点,我们都饿坏了。很多人回家或者到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打算下午再回来。“红色救援队”的激进分子带了些酒来,几家附近的社区合作社又在大约2点30分免费送了三千多份三明治来慰问。

当天最振奋人心的是一个激进剧团达里奥•佛公社的表演。善于模仿的维达尔表演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异化状态,还做了一个关于现今社会消亡的模仿剧。表演引起了工人们的共鸣,并且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如果要检讨今天占领的情况,我们会说它并不如我们的期望,但与此同时,的确发生了很多正面的事情。首先这个胜利是基层工人从工会手里夺来的,甚至连管理的方式也是(基层工人说了算)——工会把它变成给政党和“大佬”的舞台的企图没能得逞。我们成功地把很多人带进工厂,包括其他工厂的工人、许多在校学生、出于工会的权力而与之打交道的各种政治团体中的激进分子。

2月12至13日(星期六、日)

星期四晚上,几名工人捣毁了厂区内的火车轨道,以阻止运载了250辆车辆制成品的火车离开。工会在周六发声明表示,工厂的“外部”势力应对这“典型的法西斯”行动负责。这是工会攻击工人的手法。工人坚持必须不计代价地继续纠察,以防制成品被运走,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击中资方软肋的斗争形式。(国内外的零售商都在施压,要求供应车辆。)几天前,一队200人的警察设法把八部卡车(装有约60辆新车)安全送出厂门,而工会一声也没吭。今天傍晚(星期六),当我们自治大会在开会时,几个同志从阿雷塞厂来了。他们说,增援的警察正在赶去守护制成品的罢工纠察线,因为铁轨已经修好,他们想护送火车通过纠察线。我们马上动身赶去阿雷塞厂,抵达时发现大约有上千警察。我们不肯定他们是想用火车呢还是用卡车来运送。

约摸凌晨1点的时候,30辆卡车出现在厂门外。(晚上7点时,大约有12辆通过其它厂门进去了,警察还亲自动手帮着上货!)我们开始和卡车司机聊天:“我们的斗争,”我们说,“也是你们的斗争。你们也像我们一样被剥削。如果你们进去的话,我们夜以继日维持对制成品的罢工纠察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他们被说服了,拒绝进厂门。一队在里面驻守的警察走到门口,试图赶走坐在门口附近的一队同志。他们大吼着命令卡车司机过来,但司机没动。司机的公然违抗,搞得警察快要气炸了。10分钟后,他们撤回厂里,关上身后的大门。

此时,其他同事得知这个紧急情况后都赶来了(连一个CP国会议员也现身了,但是东张西望了几分钟后,就走了)。一位住在奥加罗区(Quarto Oggiaro)的同志用家里的电话通知大家,巧得出奇的是,警察封锁了所有从奥加罗区出来的道路。他的电话肯定被窃听了。但我们主要担心的还是火车:现在路轨都修好了,要堵截火车肯定不容易。大概是凌晨3点30分,警察摆好阵式,打开大门后,他们用10辆卡车拉走了大约75台车。工人冲着这些卡车司机喊:“法西斯!法西斯!”警察挥舞着步枪,以此逼退这些涌上前来的工人。有几个警察看起来喝醉了,趔趔趄趄,怒气冲冲,满脸仇恨。我们的人太少,抵挡不住他们,但是我们找到办法唬弄他们。我们有一大群人制造事端,搞得一片混乱,让警察忙活个不停,同时有一小队人悄没声地偷偷溜到卡车离厂的必经之地。他们向经过的卡车扔石头,成功地把后五辆卡车里几乎所有的小汽车都砸坏了。警察非常尴尬,而留在闸门外的卡车司机现在意识到今晚是没可能把汽车完好无损地运走了。护送卡车司机离开厂门的警察此时则在出口处与一群同志发生冲突。他们待其中一辆卡车稍稍移动,就开始攻击工人。我们回去警告司机,如果他们不撤退的话,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责任就在他们身上了。大约五分钟后,他们离开了,不久后,警察也走了。纵然面对着比我们多得多的警察,我们也有办法获胜,(1)因为我们成功游说卡车司机倒戈支持,以及(2)因为警察没想到我们能在短时间内动员这么多同志来阿雷塞厂。

2月18日(星期五)

波特鲁厂:今天早上,工人代表会召开会议,FIOM的干部在会上解释本周在罗马最后达成的协议条文。“自动升级”是写在里面了,但几乎是一纸空文。协议里加入了许多升级的限制:譬如实际上有四档以上,因为在第一档有很多人永远无法升上二档,而二档到三档之间又有对工人差别对待的条款,更不要说在第四档,保留了一个达到另一档的产量。

对于文员,没有争取到什么他们想要的。工会谈到“尚待争取的事项”时提到,第二档升到第三档,可能要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帮忙。把这段话翻成我们都明白的意思就是:先把这个问题搁着,等大规模动员已成过去,公司就有机会随心所欲,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什么时候搞就什么时候搞了。唯一的新事是:每人都有72元奖金,包括那些工贼。意大利共产党以一副凯旋的调子庆祝这份合约,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马上有人指出合约里的自动升级只是弄虚作假,实际上有多于四档,而文员们一无所获。现场气氛都不太满意,但工会说我们没法继续斗争,工人阶级都累了,所以我们应该先接受这份协议。即便我们自治大会也清楚,经过了150小时的罢工,斗争已经结束了,但我们不怕承认这份协议有点令人失望,尤其是对文员来说,离胜利还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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