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拉涅罗·潘齐耶里 (Raniero Panzieri)。原文:Panzieri, Raniero. “Sull’uso capitalistico delle macchine nel neocapitalismo.” Quaderni Rossi, #1 (Lotte operaie nello sviluppo capitalistico), 1961. 英语: Panzieri, Raniero. “The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ry: Marx Versus the ‘Objectivists.'” In: Slater, Phil (ed.).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Technology. London: Ink Links, 1980, pp. 44–68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English version]
Karl Yanx 译、朱剑 校
本文为中文翻译初稿,修改后并加编译注释的版本将2018年在关于意大利1960年代“工人主义”的书中出版。
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简单协作在历史上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进程的起始期。但这种协作的简单方式只是协作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基本形式的特殊形态。“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1 但是作为自身劳动力所有者和出卖者的工人,只能作为单个的人与资本发生关系。工人相互间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2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作为分工的发展过程,经历了许多历史阶段,而这一过程发生的基本场所是工厂:“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3
技术的发展完全发生在这一资本主义的进程之中。尽管劳动已经分割,但工场手工业仍然以手工技能为基础,而“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4因此工场手工业拥有的是“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的狭隘的技术基础。
大规模引入机器标志着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5
被并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技术立刻“摧毁了旧的分工制度”,并“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6 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7
因此,技术进步本身似乎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和发展方式。“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器,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8
自动化的工厂在事实上(potenzialmente)建立起对关联着的生产者的支配。但在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中,在现代工厂里,“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9由此至少可以得出:1)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可以说并不是对某种就其自身而言理性的“客观”发展进程的扭曲或者偏离,正是资本决定了技术的发展进程;2)“科学、巨大的自然力和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0 因此,对于“变得空虚了的”11个体工人,技术的发展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12在主人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13。
工业化进程(随着它获得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进步)伴随着资本家权威的持续扩张。随着与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的增长,对资本家来说实施绝对控制就日益必要了。资本家的计划是一种理想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和计划,作为他人意志” ,与雇佣工人相对立。因此,资本主义计划的发展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的发展密切相关。协作和社会劳动过程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引导下,等同于作为独裁的计划的发展。在工厂中,资本永远日益不断地如同“私人立法”一样维护其权力。它的独裁就是它的计划,一幅“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14。
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组织转变以及客观主义者的解释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式大工业体系的劳动分工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论,来驳斥一再泛滥于(尤其是与自动化阶段相关的)技术进步领域的种种“客观主义”意识形态。技术的资本主义发展,通过合理化的各个阶段,导致了日益精密的统合方式,即资本主义控制的持续增强。这一进程的基本要素是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持续增长。众所周知,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主义计划伴随着向垄断和寡头形式(它们使计划逐步从工厂扩大到市场和外部社会领域)的过渡而急剧扩张。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和计划在其内在特征中并不包含可以确保现有关系“自动”转变或者“必然”被推翻的“客观的”、隐秘的因素。生产中逐步获得的新“技术基础”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巩固其权力的新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于此同时,推翻这一制度的可能性没有得到增强。但伴随着这些可能性的是,面对资本主义机制的“客观骨骼”日益独立,工人阶级的“不服从行为”趋于具有完全的颠覆性。
因此很明显,“客观主义”、“经济主义”意识形态最有意思的方面与技术发展和工厂组织等问题相关。当然,我们在这里指的并不是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工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及其理论问题式。
与工会行动中的旧意识形态结晶相反,近年来阶级工会的复兴首先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现实”的承认。但一整套观点与研究正确地集中于与技术和经济当前阶段相伴随的变化之上的注意力,却被歪曲为“纯粹地”、理想化地表现这些变化,割裂了其与资本主义组织中总的决定性(即权力)要素之间存在的一切具体联系。15伴随它对劳动的极端分割及对工人劳动的“分化”,合理化被看成是一个暂时的、必要的过渡阶段,通向“将被分割的劳动重新整合为一”的阶段。人们支支吾吾地承认,生产中活劳动的减少和不变资本的相应增加是在进行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运动,而“内外部之间互相依赖的纽带得到加强:如同在一个生产单位中,单个工作与单个工人只能被看成一个有机综合的整体的一部分;同样对于外部而言,每个生产单位及其行为都与整个经济秩序之间有着更强的相互依赖纽带”16。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组织表现出的诸多新特征就被误认为客观“合理性”的各个发展阶段。于是例如,积极、“合理”地运用“方法时间衡量”法(MTM)得到了强调:“技术人员必须通过研究时间来研究作业方法”!17在“通过持续不断的流水作业来实现有计划生产的”现代大企业中,“工人或工人小组不适应企业生产计划的预期要求”18所潜藏的巨大破坏性又为人所遗忘。人们念念不忘的反倒是“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所谓‘道德’关系”的必要性(即“合理性”)——“这种关系是所谓‘人的关系’(relazioni umane)的前提和目标,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合作关系”。因此,“生产的统合必须配以企业内部工人的统合,并且这种统合必须是自愿的,因为任何约束或纪律都不会使人在自己的自由方面做出妥协,比如今天少干点,改天多干点”等等。19于是,“这种(‘人的关系的’)运动日渐沉寂的原因在于,其理念的有效部分可以被‘消化’掉”,尽管工会理所当然地必须介入,“以摧毁这种密切关乎‘人的关系’的、有害的‘公司主义’(aziendalismo)形式”!20这样便承认了统合过程的实在性:它们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必要性,即其是‘现代’生产特征不可避免的产物。人们只需记得,资本主义运用给这些进程造成的一定“歪曲”必须得到纠正。在这一框架中,甚至生产的“功能性”组织都仅仅被视为技术性的“升华”,是实际地超越此前机械化阶段等级化特征的跃进。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向机械化水平更高的(和自动化的)阶段的发展进程所提供的新“技术基础”,或许会被资本主义用来巩固和延续工厂组织的专制结构;实际上,整个工业化进程表现得受到使人摆脱“环境和肉体能力的限制”的“技术”宿命的支配。“行政合理化”和“外部组织”功能的极大增长,都被“技术地”或“纯粹地”看待。这些发展进程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即其对日益复杂的、完成和执行其计划的资料的追求)之间,或者与工人阶级运动存在和斗争的具体历史现实(机械和组织的日常 “资本主义运用”)之间的关系,都被田园诗般美好的技术图景忽略了。
对新技术-组织形式的“客观”看法极为严重地歪曲了现代工厂中雇佣关系的本质。有一种倾向认为,被分割的功能的消失,建立一元性的新任务,都涉及到责任、决策和技术工艺的多元性。21 管理技术和功能的发展,被与其发生的具体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权力的日益集中)割裂开来,并因此而被视为新层次工人(技术员、“生产性知识分子”)的基础。作为其新专业素质的直接反映,这些新层次工人将“自然地”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征和需求之间的矛盾”。2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在这里仿佛成了一种技术上的“不适应”:比如说,“在确定特定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时(现在这一工作可以通过更客观有效的方法来完成)”,这些“新层次”工人经常“被迫放弃客观上最有效的方案,以适应个人利益的局限”。23 由此来看,“镰刀和锤子”无疑“只不过是当前人类劳动的理想性符号”!24 所有这些,当然都直接影响着斗争的实际主人公如何看待工人阶级的斗争。当前斗争的现实表明,由大工厂当前组织造成的各种工人“层次”,往往殊途同归地要求自我管理。不言自明的是,这一过程发生在客观要素(表现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位置”、与生产和组织的各种关系等等)的基础上。但如果忽视或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技术”要素和政治-组织(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那便无法把握“一元重构”过程的特殊要素了。阶级层次不是将自己表现为前进,而表现为是断裂;它不是现代生产过程内在的神秘合理性所进行的“启示”,而是建构与资本主义所实践的合理性相对立的全新合理性。当今大工厂工人借以获取阶级意识的进程(就像《红色手册》本期所研究的那些一样)“不仅在于工作过程中扩张个性的初级要求,更是在于结构性地要求在企业内部并由此在社会中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25 因此,前述“客观”地规定着生产过程中各种工人阶层的要素,确实对工人方面就生产要素的政治内涵形成“集体”意识有一定意义。但这些要素还与一种往往介入资本主义工厂当前技术-组织-所有权现实的方方面面的、一元的破坏性力量的形成有关。
制度的统合与平衡
显然,简单地认可合理化进程(即资本主义框架下生产技术演进的总体)意味着忘记了,正是资本主义的“独裁”在资本主义运用中取得了技术理性的形式。不仅机器,而且连“方法”、组织技术等等都被融入了资本,并作为资本与工人对立:一种外在的“合理性”。资本主义“计划”以对活劳动的计划为前提,而它越努力将自身表现为一种封闭的、完美的理性规则体系,它就越抽象和片面、越适于仅在等级式组织下被运用。能够确保与全球技术经济进程保持恰当关系的,不是“合理性”而是控制,不是技术程序设计而是为联合的生产者的权力所指定的计划。
实际上,在对当前资本主义企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进行的“技术性的”、伪科学的研究框架之下,是可能在不实质地触动异化的前提下,在确实保证制度的持续稳定的同时,找到对付新的不稳定性的更为“先进”的方法。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和组织意识形态表现出的各个阶段——从泰勒主义到福特主义,最后到统合技术、人体工程学、人际关系、交往规则等等的发展26——都日益复杂精巧地,通过不变资本的持续增加和对生产计划的要求,使活劳动的计划适应发展而来的各个阶段。27 在这种情况下,旨在消灭从异化进程赋予大型理性化工厂的“总体”特征中迅速产生的工人阶级抗议的“信息技术”变得日益重要。自然,具体分析会发现自身面临天差地别的种种情况,并由此依赖于相当数量的特殊要素(技术发展的差异、资本主义管理的不同主观方法等等)。但我们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对于操纵工人阶级态度的信息技术的运用,资本主义有着相当巨大的“让步”(或者不如说是“稳定化”)空间。确定与整个生产过程相关的“信息”成为资本权力的稳定要素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可以明确的是,信息技术倾向于在当代资本主义公司更加复杂的情况下,恢复《共产党宣言》曾提及的劳动的“吸引力”28(满足)。 信息技术及其应用范围的扩张,与技术决策范围的扩张29类似,都完美地契合生产的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所以有必要强调,“生产意识”并不导致推翻制度;工人参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计划”,本身是一种处于资本主义制度极限处的统合-异化要素。但是的确,只要工人阶级的行动被关注,新资本主义在“稳定要素”方面的上述发展就表明了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紧迫的必要性。工人阶级斗争自身因而表现了对资本主义计划的全球性反抗的必要性,这种反抗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意识到——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意识——当前生产组织的“技术”与“专制”环节。革命行动要把握技术“合理性”,但其目的不是为了承认并赞扬后者,而是为了将其纳入新的运用:机器的社会性运用。30
工资与政治奴役
伴随现代生产组织,工人阶级“在理论上”越来越可能控制并指导生产,但“实际上”,通过权力决策空前严密的集中,异化反而加深了。结果,一切工人阶级的斗争都倾向于与这一体系在政治上进行决裂。并且推动这一决裂的,并非新技术内含的“合理性”要求与它们的资本主义运用之间的冲突,而是工人阶级的集体反抗,要求生产过程服从社会权力。在革命性的飞跃中,一切技术-经济发展秩序的连续性都不会得到维护:工人阶级的行动质疑了制度在一切层面上的根基、影响和方面。
显然,技术进步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过程之中:恩格斯谈到过“日益加速相互排挤的发明和发现”和“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日益提高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31 但是在恩格斯从这一进程推论出“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32时,马克思却预见到了不仅名义工资而且实际工资的增长:“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33因此,资本增长越迅速,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越能得到改善。而工资与资本增长的联系越紧密,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就越直接。
在工资与资本的这种直接关系中,“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34
此外,恩格斯本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时承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35(我们要强调的重点)列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也从古典学派那里接受了对积累的这种看法,承认财富的增加愈迅速,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就愈充分,工人的状况就愈好(就该社会经济体系所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36马克思也曾表示,随着相对工资的降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社会鸿沟”会逐渐扩大。但很明显,这一说法包含着政治觉悟的因素,即清楚地意识到,物质条件的改善、名义与实际工资的增长所对应的是政治依赖性的加强。所谓向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过渡并不是建立在物质冲突的层面上的,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它与社会裂痕的“不可忍受性”相关联,只能将自己表现为获得政治觉悟。但正因此,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得以实现的整套组织的否定(其中,技术由于关乎生产率而是首要否定的对象)。
因此,决裂(即取代工资-生产率机制)不可能表现为提高工资水平的“总”要求。显然,取代工资不平等的措施是取代那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它无论如何都不会保证与体系的决裂,而只不过是为整个工人阶级套上“更闪亮的金锁链”。只是攻击异化过程的根基,并隔离对资本的日益增长的“政治依赖性”,是否可能塑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总行动?37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颠覆性力量、它的革命能力似乎(可能)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节点上才变得最强,此时不变资本对于活劳动的压倒性优势,与前者体现的合理性一起,立刻使工人阶级面对自身政治奴役的问题。此外,整个“外部”社会进程对资本主义计划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它起初只是企业水平),可以说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众所周知,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资产阶级权力根基的这种持续扩展:最终,工厂分工变得与社会分工相一致——这当然不应该以粗陋的经济方式来看待。
消费与自由时间
“客观主义”接受企业水平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并贬低资本主义结构和发展节点内的斗争;但它倾向于强调工资与消费领域之外的行动的价值。这种做法的后果(伴随着对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层次的“辩证关系”的要求)是高估国家水平的行动、工会与政治运动之间差异-区别等等。因此,甚至在最为严肃和新近的讨论(在当今意大利,这些讨论主要发生在阶级工会的范围内)中,人们最终都会发现一种形式上更加批判和现代的、对工人阶级斗争旧有“民主”理念的单纯承认。所有这些研究,所有让工会行动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适应的行为,都有着变成一种仅仅是对内容上有所丰富、形式却更加神秘化的旧立场的认可的危险。由此,“广大群众的自治行动就只能受到老板决策的规定,再也不能走到他们的前面去了”。38 随着资本主义积累内在进程在全球范围内都越发具备“内在”和“外在”的决定性地位(在公司水平上和在一般的社会水平上),从凯恩斯主义的母体中涌现出来的(甚至是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中的)种种立场体现了真正的意识形态,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的警告仍然(事实上更加)有力地批判着这些意识形态:“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39工人阶级应当提出与资本主义所“强加”的消费相对立的“健康”消费,这并非事出无因;同样并非事出无因的还有,工人作为“人类”一员所提出的全面提高工资(即认可资本主义奴隶制)的“诉求”,(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要求承认和维护他的“尊严”。40正如斯佩索(Spesso)已经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拒斥资本主义合理化,如果工人阶级不对生产领域提出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要求,那么即使把“基本需求”(文化、卫生)拿来与资本主义(或者说新资本主义)所强加于工人阶级之上的消费进行对抗,也是徒劳无功的。41 值得注意的是,“修正主义”立场会提及并歪曲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其与工作日的关系以及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的看法。换言之,在“经济主义”解读的基础上,有一种将自由时间的增加等同于马克思思想中共产主义自由的倾向。而这种增加的基础是对生产过程日益“客观”、合理的计划。42 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个体能够自由地进行精神和社会活动的自由时间决不能简单地与“工作日”的缩短对应起来。它的前提是人类劳动条件的剧烈变革、雇佣劳动的废除和“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43。换言之,其前提条件是彻底推翻专制与合理化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以建立由自由生产者管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为生产而进行的生产被废除,有计划的生产、计划本身、合理性和技术永久地服从社会力量的控制,因此(且仅因此)劳动能够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作为社会进程和阶级斗争的目标之一,克服分工并不意味着向“自由时间王国”的飞跃,而是意味着实现了社会力量对生产领域的支配。
如果被表现为一种与人和生产过程的关系无关的、与工人在自由联合生产者社会中重新占有劳动产品和工作内容无关的“对自由时间的享受”或者抽象的“全面性”等等,那么人以及其体力和脑力能力的“全面发展”(许多对“工业社会”的“人道主义”批判喜欢这么说)就会成为一种神秘化。44
革命视角下的工人监督
规定着工会斗争的工人阶级“新”要求(《手册》本期有研究)不会直接提供革命性的政治内容,它们也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地朝向那一方面发展。不过,也不能因此就将其意义和价值仅在于适应了现代工厂中现代技术和组织进程——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总的工作关系“系统化”的前提条件。它们包含了与工人阶级整体及其政治价值相关的发展指标。然而这些指标并非简单地从无到有,或者把那些与传统目标相比貌似不同和更为“进步”的要求整合在一起。节制工作速度和节奏、劳动力和工资与生产率关系等等的合同,显而易见地倾向于在积累机制内、在其“稳定要素”的范围内反对资本。这种合同和工人阶级核心斗争在最强大、最发达企业内以同样速度扩大的事实,证明了它们的先锋队、颠覆本质。对于在仅关乎工资的一般斗争中利用这些合同的尝试来说,想要达成阶级行动的新的、更广泛的团结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在这条道路上,实际上能够得到的恰恰是其目标宣称要避免的东西,即倒退回封闭于企业的状况,这是忽视政治斗争潜在因素的必然结果。可以被客观地认定为一种可行的假说-指导的倾向性路线在于加强和扩大自我管理的要求。由于自我管理的要求并不是单纯地要求“认知性”参与,而是要影响具体关系的合理化-等级制度-权力,因此它们并不会被封闭于企业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它们所导向的正是反对资本在各层次对社会整体策划和实行的“专制”,而且它们被表现为,要求通过上述工人阶级的全球觉悟和全面斗争来彻底推翻这一制度。
我们实际并且迫切地认为,这条路线可以被表述为工人监督的要求。然而,这里必须做一些澄清。工人监督的口号如今可能被认为,对于削弱斗争中的革命要求、或者按照传统路线调和它们的“中派”道路,是模糊的、类似的。的确存在如此利用这一口号的可能。比如说,在提及工人监督时,指的是继续或复兴管理委员会(Consigli di Gestione)45的理论与实践,这便是唯意志论和模糊不清的。在管理委员会运动中,对工人监督的真正要求——从属于湮灭节点——从属于与全国重建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合作主义”因素,从属于一条将以制度-选举计划为目的的实际运动工具化的方法。当工人监督的路线被作为一种“可接受的”替代方案、当成一种对工人彻底自我管理的“极端主义”的“修正”而提出时,就可以辨别出同样的模糊不清。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工人监督的非神秘化构想只有以革命决裂的目标,并且处于社会主义自我管理视角下,才是有意义的。在这一框架下,工人监督就表现了弥合当下甚至是工会层面最先进的工人阶级要求与策略视角之间鸿沟的需要。因此它就以一种非神秘化的方式代表了(或者说可以代表)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它能够直接代替那些现在正由工人阶级政党推进的路线。
很明显,在这里是把工人监督的路线,当成一种能够加速整个阶级斗争的因素、一种可以“缩短”革命决裂的时间尺度的政治手段。工人监督还远远不可能成为夺取政治权力的“替代品”,所以它应当包含一个(作为对这一制度的根基的明确威胁)对资本主义权力施以最大压力的阶段。由此,工人监督就必须被看成与全面夺取政权相关的“双重政权”的预备。
坚持认为此时此刻将工人监督作为政治总要求而加以推动就毫无意义了。真正重要的是,反对口号的辩论不应当充当逃避由工人斗争所引起的政治总问题的托辞;而且人们应当切实地以这些斗争为基础,努力重建一种足以防止工人阶级活动的“工联主义”退步及其重新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政治视角。
脚注:
1 《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8页。
2 同上,第386–387页。
3 同上,第418页。
4 同上,第425页。
5 同上,第426页。
6 同上,第485页。
7 同上,第486页。
8 同上,第487页。
9 同上,第483页。
10 同上,第487页。
11 同上,第487页。
12 同上,第464页。
13 同上,第487页。
14 同上,第488页。
15 在我们看来,有必要引用工会“转向”的原始文献,因为这是继续辩论的基础:“工人与技术进步”(I lavoratori e il progresso tecnico),载《关于意大利工厂工作关系中技术、组织的变化的会议记录》(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echnic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nd Modifications of the Work Relationship in Italian Factories),该会议1956年6~7月份在罗马的葛兰西研究所举行;西尔维奥·莱奥纳尔迪所著的《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Silvio Leonardi, Progresso tecnico e rapporti di lavoro, Torino: Einaudi, 1957)。我们将莱奥纳尔迪的著作当做基本参考文献,该著作是对他在葛兰西研究所会议上所提交的论文的详述和发展。关于这一讨论更晚近的发展,可以参见下面所引述的“技术进步与意大利社会”(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talian Society)大会的论文和稿件。同样还可参见本期《红色通信》中所登载的迪诺·德帕尔马(Dino De Palma)的调查。在注释中我们省略了讨论中的大量文献(无论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对于工会运动进展的辩论也只打算一笔带过。
16 《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第93页;另参见同上,第35、46、55页及以后。
17 同上,第48页。
18 同上,第50页。“仅仅单个工人的迟到或旷工,或者甚至只是其产量的降低,都会在整条生产线上反映出来”,等等(同上,第50页及以后)。
19 同上,第50页及次页。
20 同上,第52页。
21 同上,第55页及次页。
22 同上,第82页及次页。关于“生产性知识分子”的“彻底异化”,可以参见皮诺·塔利亚祖基(Pino Tagliazucchi)在《现代辛加迪》1967年2-3月号第58页及以后刊载的《现在工厂的白领状况》一文中富有洞察力且切中要点的观察(”Aspetti delIa condizione impiegatizia neIl’industria moderna”, in Sindacato Moderno)。
23 《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第81页及次页。
24 同上,第67页。
25 阿尔科蒂,《Documenti sulla lotta di classe alla Fiat》(此处不知Fiat是什么),《红色通讯》第一期。
26 参见诺拉·米特拉尼:《技治主义的野心》,载《国际社会学手册》第30期,第111页。(Nora Mitrani , “Ambiguite de la technocratie”, in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Vol. XXX, p.111.)
27 弗朗哥·莫米利亚诺(Franco Momigliano)已经正确地指出:“现代工厂不仅使工人越来越无法有意识地参与制定合理生产计划的实际过程和全球生产过程中;它还要求从属于新的合理性的工人同时体现出‘反合理性的’环节,这与‘胡乱应付’的旧经验主义哲学是一致的。这样看来,自相矛盾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本身是否就被合理地利用了?”(莫米利亚诺:《现代工厂的工会》,《过去与现在》第15期,第20页及次页。[F. Momigliano, “Il sindacato nella fabbrica moderna’; Passato e Presente, No.15, p. 20f.])
28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8页)。
29 关于需要工人“民主”参与的更合理的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参见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的重要著作《决策与生产率》(Decision-Making and Productivity, Oxford, 1958)。
30 苏联经济和科技研究的最新发展表现出模糊性:对研究中自主权的呼吁毫无疑问代表着与计划中粗暴的斯大林主义唯意志论做出决裂,然而脱离社会对生产的控制的合理化过程的发展看上去倒像是(现在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未来又可能到什么程度?)变成了原有官僚化过程的新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但重要的是,不要忽视苏联的计划与资本主义计划的差异性——资本主义关系内所产生的指令式的、专制的生产组织要素在官僚形式的计划经济中保存了下来。考虑到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官僚不能单纯诉诸客观合理性;他们必须诉诸工人阶级自身。可以说,基本要素(即所有权要素)的让渡使得官僚组织失去了自身的基础。因此,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中,矛盾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而独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确定而非有机的特征。当然,这不意味着,它不会表现得像资本主义社会的独裁那样粗暴;参见鲁道夫·莫兰迪(Rodolfo Morandi)的几篇观察报告:《管制经济的分析》(Analisi dell’economia regolata, 1942)、《集体经济的组织标准》(Criteri organizzativi dell’economia collettiva, 1944),1958年由“人民斗争”(Lotta di Popolo)在都灵再版。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对所有权因素的排除与对专制-官僚因素或技术异化(或两者皆有)的简单研究,是如今浩如烟海的新资本主义和新改良主义意识形态文献的中心;我们《红色通信》的一期将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分析。
31 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9页。
32 同上,第709页。
33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4页。
34 同上,第735页。
35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36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8页。
37 参见《政治与经济》(Politica ed Economia)近期的讨论,主要是加拉维尼(Garavini)、塔托(Tato)、纳波莱奥尼(Napoleoni)等人的文章。
38 鲁杰罗·斯佩索(Ruggero Spesso):《工人的交易能力与垄断的“合理化”》(Il potere contrattuale dei lavoratori e la « razionalizzazione » del monopolio),载《政治与经济》1960年11月号第10页。莫米利亚诺的观点应当特别地加以研究;他正确地重新提出,就工会而言,对“现代世界的组织与合理化机构”的考量必须以“探索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竞争、取得霸权地位的条件”(《现代工厂的工会》第20页及以后)。他在许多场合都坚称,工人阶级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在与资本面对面对抗时重新赢得真正和完全的自治。但是很难理解他如何将这些论点和要求与他对工会的“特殊机构领域”的认可调和起来,后者使他拒绝承认工会行动本身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有着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矛盾。参见莫米利亚诺:《辛加迪的报酬与运作结构》(Struttura delle retribuzioni e funzioni del Sindacato),载《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i del Socialismo)1961年6月号,第633页;《现代工会主题》(Una tematica sindacale moderna),载《过去与现在》第13期,以及他在“技术进步与意大利社会”研讨会(1960年6月召开于米兰)上所做的主题为“工人和工会与意大利工业生产过程转型面对面”发言。
39 《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40 参见安东尼奥·塔托(Antonio Tato),《基于工会逻辑和目的的报酬结构秩序》(Ordinare la struttura della retribuzione secondo la logica e i fini del sindacato),《政治与经济》1960年2-3月号,第11页及其后。生产领域日益扩大的直接社会影响领域,当然在一切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都得以强调。与其他作者类似,保罗·斯威奇用许多现在仍然有用的方式对此进行了阐释,参见保罗·斯威奇:《资本主义发展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纽约1968年重印版,尤其是第239页及其后和第270页及其后。斯威奇重申了(见该书第249页)在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的话:“社会监督……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进行限制,相反倒是对它实行保护。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卢森堡文选》上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6页)对于英国限制工时的法律,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的第6节《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及其后)。
41 参见《工人的交易能力与垄断的“合理化”》第9页及次页:“如果有人认为他不可能将自己的文化消费用于本人的创造活动——换句话说就是劳动过程中最卓越的那一部分,那么盼望……提高文化消费就毫无意义……个人的消费本身完全受制于其在生产活动中的位置……在获得对工作的意义和作用的工人阶级意识的过程中对“工作规则”的拒绝,使他的‘本质需求’(文化、健康)得到提升、规定和确认。”。将新资本主义的异化解读为消费者的异化是当下意识形态中最荒谬和流毒最广的一种。
42 参见保罗·卡尔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载《无产阶级团结手册》第3期。但需要澄清的是,卡尔丹提及这一解读,是为了展示一种针锋相对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保罗·卡尔丹是科尔内利奥斯·卡斯托里阿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化名,其工作在本卷引言中有所介绍。——编者注)
43 《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8页。
44 苏联意识形态普遍将共产主义社会解释为产品(甚至不单指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和“自由时间”的社会。这显然是对劳动进程的一切有效社会调节的否定的结果。今天,“技术的”幻想已经开始被用于维持这种意识形态。例如斯坦尼斯拉夫·斯特鲁米林(Станислав Струмилин)在《通向共产主义之路》(На путях построения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Соцэкгиз, 1959)中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指导功能”就是“技术”控制,就是“神奇的自动机制和可以‘思考’的电子机器等技术的发展”造成的工作中“更多的脑力内容”。所以,自动化将使建立由拥有“自由时间”的消费者所组成的真正的“丰裕”社会成为可能。参见注30。乔治·弗里德曼(G. Friedmann)的《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1955)是在这一方面扭曲马克思原意的典型范例,书中将工人重新占有产品和工作内容本身等同于 “对工作的心理-生理上的控制”!
45 在二战最后几个月里,为了维持工厂的运作而建立了许多管理委员会,当时抵抗力量主要分布于意大利北部。在1945年4月25日法令中被所有反法西斯政党承认的管理委员会,显然大半是阶级合作机构,主流工人阶级政党也是这么看待它们的。这一运动在1947年11月召开全国大会时达到了顶峰,并随着转向共产党而短暂地左倾。此后,这一运动就急剧地衰落下去了。——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