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崩溃 —— 评《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

瑞尔夫∙拉库斯(Ralf Ruc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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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红旗太平洋》,翻译:红海军)

在这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小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中,发表了对于Zhang Lu论述汽车工业中劳工动荡问题的著作的评价以及对作者的采访(译注:Zhang Lu女士是美国坦普尔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 第二部分的内容,是对李民骐最新著作的评论以及对他的采访[2] 。李民骐是位于美国盐湖城的犹他大学经济系教授。他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从世界体系观点分析中国和全球经济,并且着重于环境危机(特别是全球变暖问题)。

在较早的一本著作(《中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没落》,2008年)的前言中,李民骐叙述了他自己的成长过程[3]。他参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的“学生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他从一个“新自由主义‘民主派’分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者”;九十年代初,他因为在北京大学校园中发表政治演说在监狱中度过了两年,他从左派的观点“研究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1994年,他来到美国,后来又伴随着学术活动从阿姆赫斯特(译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到多伦多,最后来到盐湖城[4]。

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

在这部最新著作(《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2015年)中,李民骐进一步阐述了在上述那部著作中所提出的某些论点和预言,增加了自2007-2008年以来全球危机的经验、中国经济的相对放缓和成堆的问题,以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新研究[5]。李民骐认为,虽然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危机得以借助中国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实行“空间修复”而解决,当前的危机将无法被“修复”。他进一步指出:“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矛盾将很可能汇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的危机。与以往的重大危机不同,即将来临的这场危机将有可能无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框架内求得解决。”(第2页)

资本主义的终结?这是充满希望的前景,也是大胆的预言。李民骐并不是目的论者。在采访中,他强调:“没有人想要预测未来的细节,但是我们尝试按照我们所了解的过去和现在去认识历史可能性的范围。”他列举了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生态的证据,识别有关的“趋势”并据此做出预测。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有趣的书,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可能崩溃以及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的辩论中做出了令人鼓舞的贡献,虽然其中的有些部分是不无争议的。

关于终极性危机的预言

李民骐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和全球的资本主义已经分别达到了各自的极限:资本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在消失;中国的无产阶级化正在达到一个关键的水平;在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全球数量关系越来越不稳固了。

经济的极限:不复存在的(积累)条件

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节奏和长期趋势”时,特别是关于经济周期、长波和霸权周期,李民骐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出发(第42页)。李民骐指出,历史上,这一趋势显然存在但是却反复被打断,因为在地理扩张的帮助下,全球资本主义得以反复地降低成本并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 —— 这就是“空间修复”[6]。周期性运动“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全球资本主义得以不断地再生产它自己的基本运动规律。但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在短周期和长周期中扩张,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参数发生着变化”(第48页)。因此,问题是,中国“能否成功地领导一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正如美国在1945年以后所做的那样”,或者,已经变化了的参数和条件将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

李民骐引用了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的概念,资本主义要运行,就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具体来说,就是可以为(资本家)所接受的高利润率,而这又取决于“是否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物质投入,以及有效且低税收的国家”(第53-54页)。伴随着城市化、无产阶级化、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就出现了“工资成本、物质成本和税收成本相对于经济产值上涨的趋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1980年以后),巨大规模的“空间修复”带来了工资成本的下降和利润的上升,全球资本主义“设法渡过了几次重大的危机”(第58页)。但是,近年的指标说明,经济增长(特别是技术进步)已经普遍放慢[7]。

关于中国,李民骐进一步认为,“看来,再过五至十年,中国资本主义将很难继续维持那些到目前为止支撑着它的资本积累的各种条件”[8]。由于中国对制造业出口的依赖,中国需要在工业设备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这些投资造成了中国利润率的下降。“1990年至2010年,中国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在20-30%之间,大约相当于美国利润率水平的两倍”(第79页)。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利润率急剧下降。“中国的产出资本率现在已经接近美国在大萧条期间所经历的产出资本率”(第80页)。不断上升的工资、税收和资本成本使得利润挤压进一步恶化[9]。

通过考察以往的资本主义时代,可以了解到(在英国和美国)一旦利润率下降到10%左右,重大危机就很可能发生(第94页)[10]。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这种现象将很可能(在中国)发生。不过,2007-2008年的危机以及中国的巨大的由国家投资的刺激项目导致公共投资的上升和债务的暴涨。随着债务-产值比的上升,一次严重的危机甚至在2020年以前就可能爆发[11]。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当局想要使中国经济“升级”或“再平衡”的努力看起来是徒劳的。“面对产业工人阶级的挑战,西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内部改革,从而通过经济和社会让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福利国家、工会承担着合法的作用)来容纳工人阶级的要求”(第180页)。中国不具备相应的资源、时间和空间来实现这样的让步[12]。

如上所述,由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最大的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减速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将把全球经济拖入衰退之中。

社会的极限:无产阶级化的关键界限

李民骐正确地指出,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并对外国投资开放时,中国可以依靠的“唯一现实的‘比较利益’… 便是将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基础与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并将自己改造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制造业出口中心。”这个战略是成功的,因为它“正好适应了二十世纪晚期的全球资本转移”(第35页)。随着巨大规模出口工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数以亿计的人背景离乡并转变为半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 —— 这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最大的产业工人阶级。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阶级斗争的一个关键战场”(第3页)。持续不断地将农民和农村劳动者转化为城市无产者的过程正在达到一个关键的界限:“到2020年,中国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将达到类似于巴西、南朝鲜和波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第39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三个国家的非农业就业比例达到了70-80%,这三个国家都遭遇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李民骐看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界限,一旦越过这个界限,一定的区域体制将难以应付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而,“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巴西、南朝鲜和波兰不同,当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爆发的时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也将来临。”这样,中国将不会有机会等待其内部的问题自行解决(第41页)[13]。

体系的极限:半外围的膨胀

在中国和中国以外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极限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以外,已经不再有另外一次地理扩张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攫取新的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在十六世纪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当核心地区经历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利润率低迷时,外围地区多次地为克服停滞和危机提供了空间、劳动和其它资源[14]。但是,在李民骐看来,在二十世纪晚期资本转移到中国以及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进入半外围并使得全球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后,已经不再有任何其它地方可以完成另外一次“空间修复”。李民骐阐述了两个历史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不断膨胀的半外围地区内在的不稳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半外围地区处于全球政治不稳定的中心。”这里说的是东欧、拉丁美洲诸国(第69页)。大众的骚动、工人的动员、(去)工业化、债务危机和“结构调整”、军事独裁以及“民主”运动都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变化;这些地区,既不是核心的一部分,也不是外围的一部分,因而它们既从“不平等交换”中受益又因此而受损[15]。随着快速的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方面正在经历类似的挑战[16]。“随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和社会权利,中国将可能面临一场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东欧和拉丁美洲半外围国家所遭遇的相类似的严重危机”(第78页)。

第二个现象是,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地区,对资本主义积累从空间上和经济上形成了限制。当危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工业能力从核心和半外围地区转移到中国并且得到扩张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在“外围地区的一片庞大的地理区域中”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如此的规模动员起来(第78页)。在那个时候,半外围地区还仅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中国随后的上升便给半外围地区增加了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17]。“参与高水平能源和资源消费的人口和地理区域都将大大增加”(第78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现在仍然在通过不平等交换向核心地区提供的经济剩余可能会完全消失”(第76页)。全球资本主义将无法容纳如此大的一个半外围工人阶级的要求,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范围内,“不存在另外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可以代替中国并提供类似规模的经济剩余”(第77页)[18]。

生态灾难

面临着成本的上升、利润的下降、无产阶级要求的高涨,为了解决危机所需要的出路已经不复存在,中国以及中国以外地方资本积累的发展并且受到生态约束的制约。虽然全球资本主义几度设法从以往的重大危机中恢复过来,这次,它却可能失败,因为它必须要面临并且“解决”不断升级的生态问题。这里的中心问题是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依赖于经久不息的资本积累、增长和资源消费;另一方面是一个仅有有限资源的行星,这个行星只有在生态可持续性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会存活下去。

在李民骐看来,为了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中国经济自身(在当前)需要至少保持5%的增长率,并需要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19]。中国的增长在世界能源市场上导致了对化石燃料的持续的、饥不择食般的(需求),又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致命汲取以及在城市地区越来越严重的(甚至是名副其实的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并且导致了引起气候变化的各种问题的恶化[20]。与此同时,生态可持续性要求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要求负增长 —— 无论如何,大大低于资本所期望的以及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所必需的增长率和利润率。

最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增长依赖于能源,而能源仍然主要来自于化石燃料。“在2000年至2014年间,全球经济实际上没有减少它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石油、天然气和煤“在2014年占世界全部初级能源消费的86%”(第104页)。由于世界化石燃料的生产将在21世纪中期以前达到峰值,而化石燃料以外的能源资源(比如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将不足以抵消化石燃料的下降,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在2030年以后将很可能下降,从而加重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21]。虽然化石燃料使用的减少可以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最大的可能性是,这样的减少对于防止气候灾难来说已经是太慢、太迟。比如,即使马上做出决定,用“清洁”技术全面地替换高排放的发电厂,这一过程也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并在实际上产生足够的清洁效果[22]。

全球变暖及其后果 —— 包括海平面上升,城市地区的淹没以及农业地区的毁灭 —— 将造成“环境难民”,迟滞资本主义积累,加深“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第131页),甚至于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第136页)。李民骐概括说:“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全球资本主义,都不可能在促进人类文明长期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做到与气候稳定的基本要求相一致”(第168页)。在李民骐看来,这样就只有一个选择:通过全球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并且用一个按照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第169页)。中国,将会决定,这样一种前途是否将有任何机会出现在全球范围。李民骐的批判性的论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从这里开始,下一步怎么办,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了。

对历史社会主义的致命信仰

与李民骐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论述(利润率下降的后果、伴随着广泛的无产阶级化而日益增长的大众期望,以及他对生态危机的阐述)相比较,他在“社会主义”经验方面的立场以及他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当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谓“历史的终结”、“别无选择”等叫嚣已经证明是全球统治阶级的无稽之谈,他们妄想要加紧资本主义剥削、掌握住权力。然而,李民骐关于历史和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仍然是错误的,因为他坚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夺取政权这样一种革命概念(译注:原文如此)。这一缺点至少在三个方面中表现出来:他对历史上的毛泽东主义的解释;他对中国的新(农民工)工人阶级的低估和对中国“新左派”的神秘化;以及他对于(向着社会主义的)可能过渡的狭隘观点。

毛泽东主义的死路

在讨论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阶段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结构的发展时,李民骐认为,“经过了一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Communist revolution),才得以在中国确立那些为了有效资本积累所必需的社会条件”(第17页)。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这套契约建立在两个阶段之上[23]:在“短期”,工人和农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但是伴随着“低水平的物质消费”—— 因为要获得为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所需要的经济剩余;在“长期”,社会主义国家许诺高度的生活水平,以及,最重要的是,“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第17页)。

李民骐既不对所谓的组织“有效资本积累”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也没有批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包括了毛泽东主义中国的社会分化,一部分城市工人阶级享受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另外一些城市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农民阶级从这些保障中被排除出去;而在他所说的“短期”,这些工人和农民的“物质消费水平”甚至更低。显而易见,那个(关于无阶级社会的)“长期”保证从来没有实现过[24]。

李民骐没有分析,在毛泽东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怎样向社会等级和不公正做斗争,而仅仅是说“随着共产党干部和知识分子‘专家’的物质特权的扩大和制度化”,“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就被“破坏”了(第18页)。他在很大程度上将“一场中国工人阶级输掉的阶级战争”(第21页)简化为“毛泽东主义者和刘邓集团之间的斗争”(第18页)。通过将历史上的毛泽东主义的失败归纳为“刘邓集团”的阴谋,李民骐将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和党体制的矛盾神秘化了,试图掩护毛泽东主义不要受到来自左边的批判。通过这样的招数,他就可以将毛泽东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来,作为一种向中国的和全球范围的当代资本主义做斗争的政治策略[25]。

“新左派”并不新

李民骐正确地指出,无论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最终将“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抛弃,还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并于九十年代完成的“向资本主义过渡”,都得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拥护;但是后者接近政治权力的企望却在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中被摧毁了。此后,共产党的精英们和城市中产阶级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第23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业私有化”以及九十年代对工业国有部门进行重组和部分私有化以后,“中国新兴资本家阶级”相对于“迷茫的和失去方向的”城市工人阶级的“胜利”便是显然的了(第22页)。私人工业部门的确立伴随着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新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好的教育,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省份”,有着“更高的消费期望”(第29页)。这个阶级的谈判能力在增长。看起来,中国资本主义将无法容纳这个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

但是,李民骐既没有分析这个新工人阶级的构成,也没有分析它在斗争中的潜力和局限性。他想走一条捷径,寻求某种可以推进“社会主义”变革的跨阶级“联盟”。在李民骐看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新自由主义观念所吸引,认真地对待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许诺”;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就起了变化,“进步知识分子、激进学生、有着反私有化斗争经验的工人积极分子、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信念的共产党老干部、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老造反派,汇集成了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左派社会运动”,其中的大多数认为自己是“毛泽东主义者”(第34页)。

实际上,这并非什么群众运动,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中国的所谓“新左派”的组成成分。李民骐对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的介绍体现了他的认识以及一部分“新左派”的局限性。李民骐将薄熙来及其模式说成是“对中国的国家领导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战略的显著背离”,因为薄熙来更倾向于国家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战略(第15页)。这种“背离”到底有多大,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如李民骐所强调的,薄熙来或许比党的其他领导人更加倾向于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但是在2012年被开除出党并且因腐败而入狱之前,他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支持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和发展模式[26]。至于那种由国家在经济体制中起更大作用的主张,则指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中国的“新左派”到底“左”在哪里,这个派别主张哪些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 [27] ?

是过渡,还是倒退?

李民骐对于“社会主义”过去的神秘化又表现在他对于未来的设想中。“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被经济、社会和生态矛盾所压倒,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开始了,这一危机将无法在资本主义自身的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过渡的时代开始了”(第171页)[28]。到此为止,还好。但是,这一“过渡”将走向哪里呢?李民骐列出了这样的选项:“改革、革命,或者崩溃”(第180页)。

李民骐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因为,尽管不平等上升、安全无保障,环境恶化,政治压迫,(人们)还可以期待物质生活水平的上升。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人民的期望与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满足能力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鸿沟”(第182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群体性事件”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迅速增长,清楚地表明了社会矛盾的增长以及共产党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合法性(第182页)[29]。在李民骐看来,由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中幻想破灭的那一群所组成的“反资本主义联盟”是在中国赖以实现进步变革的力量。然而,李民骐并没有说明这样一种联盟如何在基层转化为行动和力量。

就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来说,李民骐描述了三种可能的前景。在第一种前景下,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转变。“在日益增长的大众抗议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采纳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向的模式,恢复国有企业。但是,既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它自己队伍中最后一个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重要集团清洗出去”—— 这里说的是薄熙来集团 —— 李民骐对这一前景不抱奢望(“基本上不可能”,第183页)。

在第二种前景下,在一次自下而上的成功夺权以后,一套自由民主体制代替了旧体制。随着“群体性事件”的爆炸性增长,“一次人民革命压倒了党国体制”,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政权瓦解。然而,“形式上的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将使得资本家阶级“通过对军队、警察和税收的控制而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左派政党,“革命社会主义左派想要在一开始就取得全国政权,将会遇到困难”。但是,在李民骐看来,左派将有机会在群众支持下,夺取基层的和地方的政权。随着危机的继续,“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将被削弱,“全国性的力量对比将会逐渐地变为对革命社会主义力量有利,为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变革奠定基础”(第184页)。

在第三种前景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可能导致政治的和社会的总崩溃”,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内战”。同样地,左派可以在若干地区夺取政权。但是这样的左派政权能否存在,取决于(能否)组织起“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比如工人民兵)”,“他们能否建立起一个巩固的经济收入基地,以及他们能否巧妙地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随着资本家政权“无力解决持续不断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危机”,“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将有机会在争夺全国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逐渐占上风”(第184-185页)。

李民骐所描述的后两种比较“可能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地缘政治的发展,而是专注于在工人阶级支持下由“左派”力量夺取政权这样一种“一国”的解决办法[30]。李民骐确实提到,“夺取政权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又是在援引“两阶段”的革命转变理论(第185页)。虽然李民骐承认,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集中在特权官僚和技术官僚手中,这些人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为一个新的剥削者统治阶级”,但是他却没有回答,在这样一种未来情景下,如何防止由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及在一党领导下的中央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危险及失败。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被迫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竞争”,而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时内爆将使得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样的竞争中摆脱出来。但是,通过将历史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李民骐便忽视了历史社会主义内在的社会失败和政治失败。

李民骐的预测和前景在民族国家问题上采取的是狭隘的观点。在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变的可能性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政府”是这样的,扩大“生产性国有企业”,控制“跨越国界”的经济交易,同时通过“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国民经济“脱钩”(delinking)(译注:delinking 是依附学派的术语,即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脱离联系,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去全球化”)。李民骐的推理并不复杂:正如在二十世纪那样,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对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仍将存在,因而“脱钩”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不会站不住脚、马上就垮台。既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处于终极性危机之中并且将很快崩溃,李民骐的设想就可以归结为一场竞赛:如果“脱钩”证明暂时是成功的,并且全球资本主义“及时”崩溃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阴暗面就得以避免。客气些说,这样一种情景看起来是相当冒险的。

李民骐不仅是用左倾的神秘化观点来对待历史社会主义,而且还对世界体系分析做了独特的解释。虽然李民骐从全球观点出发来认识经济和政治过程(以及,就李民骐来说,生态过程),他却是用民族(国家)的观点来认识社会运动及其政治行动。这样,就在全球性的因果分析与寻求“一国”的解决办法之间产生了矛盾。既然考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原因及后果,那么就不应该局限于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潜在爆发力量的各种前景,而是必须关注世界各地的社会斗争的发展以及,在这些斗争中、通过这些斗争,(正在)形成的全球工人阶级[31]。

结论

李民骐关于中国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极限的论述是合理的,为正在进行的、关于当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可能崩溃的讨论贡献了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在某些当代左派中所流行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无知。2007-2008年的危机在左派中引起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或者没有未来)的广泛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或者其它关于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成因的理论的兴趣在增长,人们想要了解什么样的社会力量能够消灭资本主义。这些讨论受到了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社会反抗的鼓舞。另一方面,巨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刺激计划掩盖了一些危机的表面症状,带来了一些经济指标的改善,今天的左派似乎被这些现象所蒙蔽,失去了进取心;然而实际上,所有这些,并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32]。

另一方面,李民骐的那个以标准左派姿态所提出的问题 ——(在二十一世纪)除了社会主义,难道还有其它选择吗?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除了资本主义以及类似于内战那样的大混乱以外,他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唯一的选择。如果能够有机会在中国以及全球来消灭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总结历史社会主义的经验 —— 努力创造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反对对这种努力的妖魔化,也反对对历史“社会主义”的神秘化,后者许诺要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却没有做到[33]。只有这样,起来造反的被剥削阶级才能抓住这一由体系不稳定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基于社会的、经济的和生态的原因,这一危机,“将再也不能在资本主义自身制度框架内求得解决”(第191页)。这是消灭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的历史机遇,不是“跨越国界”,而是不再有国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积极地夺取对全球社会一切方面的控制,而不必夺取任何“一国”的政权。


注释:

[1] 见Ralf Ruckus, “Chi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 Part 1: Zhang Lu on Exploitation and Workers’ Struggle in China’s Auto Industry,” https://duepublico.uni-duisburg-essen.de/servlets/DerivateServlet/Derivate-41181/07_Ruckus_ZhangLu.pdf

[2] 这两次采访都是2015年12月12日在于科隆举办的“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资本主义:新视角”讨论会期间进行的。

[3] Minqi Li,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ondon: Pluto Pr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2008

[4] 同上,前言部分,第x – xix 页。

[5] Minqi Li,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括号中的页码均指该书页码。

[6] 这是一个由大卫 · 哈维创造出来的词汇。李民骐关于利润率发展趋势的发现与其他学者大体上一致。见:Andrew Glyn, ”Globalization and Profitability since 1950: A Tale of Two Phases?” in Anwar Shaikh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Myth of Free Trade: History,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p.288-30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7] 关于技术发展,李民骐引用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罗伯特 · 戈登(Robert Gordon)的观点。戈登认为,“那些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已经发生过了”—— 这指的是三次“工业革命”—— 因而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从长远来说,来维持资本的无限积累(第58页)。见:Robert J. Gordon,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315, 2012. http://www.nber.org/papers/w18315. 戈登所说的三次工业革命是:从1750年至183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从1870年至190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内燃机、自来水、室内厕所、通讯、娱乐、化学工业、石油);和从1960年至现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网络、移动电话)。

[8] 引自拉库斯对李民骐的采访(《红旗太平洋》公众号将另行翻译并发表)。

[9] 按照李民骐对成本的计算,中国的劳动收入(工资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1990年的47%下降到1998年的32%,在2000-2010年间保持在34-35%,然后在2012年上升到38%;税收成本从1990年的15%下降到1996年的不足10%,然后上升到2012年的18%;资本成本(译注:这里的“资本成本”指的是固定资本折旧)从1990年的11%上升到2003年的16%,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13%。见第82-83页。

[10] 按照李民骐对利润的计算,中国的积累率(译注:指企业部门净投资占总利润的比率)从1990-2003年的大约40%上升到2006-2008年的大约50%,再上升到2012年的69%;利润增长率和边际利润率(译注:边际利润率即新增资本所获得的利润率)在1991-1996年间分别是20%和50%,二者在九十年代后半期均大幅度下滑(私有化、失业、需求不足),但在2001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开始加速,至2007年分别达到18%和37%,但在此后急剧下跌,至2012年分别仅有1%和1.5%。见第86-87页。

[11] 2003年至2008年,中国的全部非金融部门债务相对稳定,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40%上下波动。从2008年到2013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从140%暴涨到209%(第96页)。

[12] 关于中国的升级和再平衡尝试,见 Florian Butollo, The End of Cheap Labou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 Frankfurt on the Main: Campus, 2014;另见 Ralf Ruckus, “Florian Butollo, The End of Cheap Labou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 https://duepublico.uni-duisburg-essen.de/servlets/DerivateServlet/Derivate-40369/07_Ruckus_Butollo.pdf

[13] 其他一些问题将导致情况更加严重。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在下降。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最终将停止,于是总的劳动力队伍将不再增长,为城市工业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将会枯竭(第90页)。关于人口变化及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以及自2007-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债务和(经济)危机的动态,见Ralf Ruckus, “China Crash – The Faltering of Economic Transition.” http://www.gongchao.org/en/texts/2015/china-crash

[14] 关于核心、半外围、外围地区之间的对立和相互关系,见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1, No.2, pp.111-145, Fall 1977

[15] “不平等交换”说的是当半外围国家出口商品并与从核心地区进口的商品相交换时,前者包含相对较多的劳动而后者包含相对较少的劳动;当半外围国家与外围国家相交换时,情况则相反。见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Essays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p.7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 像巴西、俄罗斯、南非、土耳其以及其它半外围国家,也是这样。

[17] 在这本书靠后的部分,李民骐指出,核心和半外围地区的工人阶级“加在一起,占全球劳动力队伍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随着中国上升到半外围,这个比例将增加到一半(第173页)。关于中国即将(或是已经)上升入半外围地区,可参考李民骐在采访中的回答。

[18] 可以联想到沃勒斯坦的评论:“即使减少数以亿计的西方工人,这个体系仍然可以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如果没有了几十亿第三世界的劳动者,就不再剩下任何东西,可用于进一步的资本积累了。”见Immanuel Wallerstein, “Response: Declining States, Declining Right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47, pp.24-27, Spring 1995.

[19] 李民骐认为,就全球来说,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需要3%的增长率,外围和半外围国家需要4-5%的增长率。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平均来说“需要每年增长大约3.5%以避免全球失业增加。要维持3.5%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世界初级能源消费需要每年增长约2%”(第104页)。

[20] 在这本书中,李民骐用整节的内容分别讨论了水危机(第157页)、空气污染(第161页)和二氧化碳排放(第164页)。

[21] 李民骐认为,石油将在2018年达到峰值(第114页),“液体燃料”将在2020年达到峰值(第115页),天然气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第122页),世界煤炭生产将在2034年达到峰值(第125页),铀矿资源或许“可以维持大约120年”(第126页),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则会受到可以获得的土地以及稀有金属的限制(第130页)。李民骐估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在2030年下降到2%以下,在2040年下降到1%以下,在2050年接近0.7%”。他总结说:“根据历史经验,如果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全球平均的经济增长率不足2%,这个时期就可以被认为是全球资本主义重大危机的时期”(第133页)。这一在2030年左右将要开始的重大危机,将“不再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并且“将证明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或者说终极性的危机”(第133页)。

[22] 基于上面已经说明的理由,李民骐强调,“绿色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正确地将其(“绿色资本主义”)说成是“海市蜃楼”(wonderland)。

[23] 李民骐自己否认他赞成“两阶段”的变革进程:“他们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无阶级社会,但是他们毫无疑问地完成了他们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说动员资本资源用于工业化。”(见拉库斯对李民骐的采访)

[24] 李民骐也这样认为(译注:指在“长期”没有实现无阶级社会),但是托词说,中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受到“全球市场竞争的压力”(第191页)。(沃勒斯坦)也有类似的简单化的观点:Immanuel Wallerstein, “A Left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 Or, Theory and Praxis Once Again”, New Political Science, 22:2, pp.143-159, 2010.

[25] 举例来说,按照李民骐的说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试图发动工人和学生来反对官僚集团,以“挽救革命”。这是对历史的歪曲,让我们考虑一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在六十年代末召集军队来镇压那些不受控制的学生和工人的造反派起义。对此的详细分析,见 Wu Yi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另见Ralf Ruckus的书评:https://sozialgeschichteonline.files.wordpress.com/2015/09/sgo_17_2015_ruckus_wu_kulturrevolution.pdf

[26] 1993年至2000年,薄熙来任大连市市长;2001年至2004年,薄熙来任辽宁省省长;2004年至2007年,薄熙来任商务部部长;2007年至2012年,薄熙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关于薄熙来的简历,见http://chinavitae.com/biography/Bo_Xilai。关于薄熙来在任辽宁省长期间在国有部门重组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与“大资本”的合作,见Bai Ruixue, “Review: Li Minqi’s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http://socilaistresistance.org/8404/china-and-the-21st-century-crisis-a-review

[27] Lance Carter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中国“新左派”的局限性:“新左派中的大多数新毛泽东主义者承认,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是,他们希望按照毛泽东主义自身所宣扬的目标来为其表白。然而,如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在以往已经证明是如此误入歧途,这些目标对于当前中国的另一条道路又能有什么贡献呢?”见Lance Carter, “A Chinese Alternative?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New Left Politically.” http://insurgentnotes.com/2010/06/chinese-new-left

[28] 关于“过渡的时代”,李民骐引用了Ter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The Age of Transition: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1945-2025. London: Zed Books, 1996.

[29] 李民骐仅从数量上对此做了考察,并没有分析具体斗争的潜力和局限性。“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用这个词汇来代表各式各样的社会抗议活动,包括罢工、静坐、游行、集会和骚乱)的数量发展情况如下:1993年,8700起;2003年,6万起;2008年,12万起(第182页,李民骐没有提供这些数据的来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中国公安部使用的术语,包括各类抗议活动(译注:也包括各种一般性的治安案件),(其数量)“从1995年的320万起,增加到2009年的1170万起,又增加到2012年的1390万起”(第182页)。这组数据的来源是:Murray S. Tanner, “China’s Social Unrest Problem: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www.uscs.gov/sites/default/files/Tanner_Written%20Testimony.pdf

[30] 中国如果内爆,将会对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严重影响,影响到它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以及它们再一次“修复”危机的能力,这很可能会导致来自外部的直接干预。在采访中,李民骐承认,就上述那样全球的广泛影响来说,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31] Beverly J. Silver 的著作将世界体系分析与对全球阶级斗争的关注结合起来(即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社会动荡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果)。例如:Beverly J. Silver, “Theorizing the Working Class in Twenty-First-Century Global Capitalism,” in Maurizio Atzeni (ed.), Workers and Labour in a Globalized Capitalism: Contemporary Themes and Theoretical Issues, pp.46-49.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关于全球工人阶级的讨论,见Wildcat, “Global Working Class”, http://www.wildcat-www.de/en/wildcat/98/e_w98_wak.html

[32] 倒是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对于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末日似乎更加清醒,例如,近日在德国一家主要的商业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醒目标题为“资本主义已经坏掉了”的文章,见Malte Fischer, “Die Krise des Kapitalismus”, Wirtschaftswoche, 13, pp.16-21, March 23, 2016.

[33] 关于对历史社会主义神秘化的批判,见Wu Yicheng (2014, pp.235-237);另见本文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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