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資在埃塞俄比亞

前言：自去年起，工潮、Made in China 期刊、position politics、Critical China Scholars及Stiftung Menschenwürde und Arbeitswelt 基金會合辦一系列題為批判的中國研究與草根運動討論活動。目前這一系列探討中國海外投資的各種面向。第一節的主題是《非洲工人真的懶惰嗎？中資在埃塞俄比亞的勞資政治》，由Miriam Driessen主講。一名參加者為其報告及部份答問內容做了中文記錄。以下為他做的記錄。

主持：歡迎大家參加。今日的講題是，非洲工人真的懶惰嗎？中國在埃塞俄比亞的勞資政治。去年我們第一系列活動當中，有問參加者希望了解哪些課題，不少人表示對中國海外投資、一帶一路有興趣。所以這次會討論埃塞俄比亞，下一節將會關於印尼。大家都知道埃塞俄比亞目前正在戰爭狀況，關於中國在當地，必須知道這個背景。

埃塞俄比亞是繼尼日利亞後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因為人口年輕，中資在此開設成衣工廠及建材工廠（玻璃及水泥）。中國在這裡的活動始於1970年代，在1990年代增加。2000年過後，江澤民「走出去」的政策再增加這方面的基建投資。Miriam是人類學家，他在2019年的出版介紹中國在埃塞俄比亞工地的研究。書中探討中國管理模式、勞資關係、中國管理人員怎樣理解埃塞俄比亞工人（懶惰、沒有工作動力等）、埃塞俄比亞工人怎樣抵抗等。

Miriam：謝謝。首先我想提出一個團結的訊息，最近一週，埃塞俄比亞有暴力鎮壓事件，多人被殺，請大家記得。我的研究關於中國在埃塞俄比亞建築工地的情況，印象最深的是中國管理形容埃塞俄比亞工人懶惰。2019年一篇論文提到，工作態度會隨前資本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改變，例如較有時間觀念。有人會用文明觀點形容這種變化，例如以中國1990年的工廠與目前的埃塞俄比亞工廠類比。這種論述有什麼問題？產生什麼問題？我嘗試指出當中的階級和種族面向。這不只是管理態度問題，還有政治經濟背景，以及地緣政治。一個關於贊比亞的研究，也有討論懶惰論述在殖民地前後的變化。

在贊比亞，美國管理用同樣論述形容當地工人。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對東非的勞工及殖民的歷史研究說明，懶惰不是民族性問題，而是對管理及社會環境的一種回應。我們從現場開始。

工地由中國國企承建，從經理到科文都是中國人，一部份是從畢業就到海外工作的工程師，另一部份是熟練的工人，為了穩定工作及較高工資來到海外，避免國內不穩定的工作環境，他們在非洲變成中層管理，操作員，技術員等。但最重要的分層是膚色，分開了福利水平、薪金水平、醫療保障、空間等。另一種分類是管理及被管理，勤勞及懶惰。

懶惰是一種論述，將管控勞工的行為合理化，同時將責任推到工人身上。另一方面，也是工人的一種工具，用來抵抗管理層。但我認為，這種論述很有力，塑造了工作場所的階級關係。

講者這一研究的著作 https://hkupress.hku.hk/pro/1715.php

講者提到的文章在連結最底 https://www.gongchao.org/en/online-discussions/labor-politics-in-ethiopian-chinese-encounters/

問：你可簡述兩國關係嗎？

答：其實兩國建交很晚。二戰後與美國關係密切，甚至派兵參與韓戰。之後埃塞俄比亞承認PRC，到1970年代正式建交。當時埃塞俄比亞仍然是帝國，社會主義國家與之建交很諷刺。1974年的革命推翻帝制，那是受社會主義啟發，但主要與蘇聯關係密切，但其實是恐怖統治。

問：談談早期的基建項目？

答：第一個項目是300公里的一條路，在埃塞俄比亞北部，1970年代簽訂協議，革命後興建。在1995年，總統到北京，兩黨關係比較接近，CRBC承建多項道路工程。

問：哪些中資企業在埃塞俄比亞投資？有沒有私企？

答：承建跟投資是很重要的分別。第一個項目其實是世銀出資，當時以歐洲投資為主。到了現在，20%道路工程由中國投資。大部份這些投資都是國企，因為利潤很低，私企不會去。但也是國家政策，刺激國企承擔這些項目。但與其他國家的企業也有衝突。不過這些國企也會把工作外判給私企或省級國企。

問：所以也跟其他地方的金字塔式外判相似。再問，這些工程在埃塞俄比亞的分佈是怎樣？

答：從南部接壤南蘇丹的地區到北部高地都有，到處都是中國投資項目。在勞資糾紛當中也有有趣的狀況，因為人人都看到工地，所以勞資糾紛發生時有群眾壓力，有很多人圍觀。法庭方面，不處理勞資糾紛，因此需要其他方法。

問：你提到來到埃塞俄比亞的員工有兩種，他們為什麼來到埃塞俄比亞，得到什麼？

答：首先共同的是較高工資，而且以男性為主，都是農村背景，目的是賺夠錢就回去。他們形容自己為農民工。確實，在收入水平來看，他們可說是中產。但以生活狀態來說，中國的生活開支越來越高，工作不穩定，這種狀態令他們有農民工的感覺。他們甚至沒有告訴家人他們在非洲，只是說去了外地打工。

問：埃塞俄比亞工人，他們是本地人還是移民工？為什麼他們做建築工人？

答：很多背景不同。前線工人來自農村，從南部到北部工作（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可能有改變），技術工人來自阿迪斯阿貝巴，不斷做不同的工程項目。管理層很關注工人工作的差異，移民工與本地工很不同，因為移民工的狀態較不確定，本地工尚算有安全網，例如在勞資糾紛期間可以提出訴訟，有條件等待，但移民工不可能做到，只可到其他地方打工。

問：勞動狀況是怎樣？

答：前線工人沒有合同，技術工有。埃塞俄比亞律師有為中國企業工作，包括草擬勞動合同。

問：埃塞俄比亞女性在當中的角色呢？在很多地方女性都會做部份工地工作，相關的服務業，由食物到性工作等。

答：對。有的做建築工，有的送水，也有在辦公室工作。

問：勞資糾紛的性質是什麼，有沒有工會介入，是否野貓式，怎樣組織？

答：基本上沒有工會，工人沒有組織。但有些行動看來像是有組織，不過是在一間公司之內，不會看到跨公司的組織。抵抗很普遍，最常的是用腳投票，轉工，在急要人的旺季找更高薪的工作。所以中國企業之間也有拉扯。在目前的政治情況，工人不那麼容易走來走去，Oromo工人回到老家，北部不安全。中國管理層利用這種情況加緊剝削。

問：工資方面？

答：差異很大。我去年接觸的一個工地，日薪2美元，技術工可能是雙倍。

問：這樣的工資能否養家？

答：過去工資較高，但因為政治環境，工人難以轉工，令工資下降。也有工人覺得打工沒用。

問：勞資糾紛的主要題目是什麼？

答：怠工、轉工、罷工都是抵抗方式。我查看法庭記錄，一些案件是關於員工不服命令而被解僱。但你不能簡單把工人解僱，起碼要有多次警告才合法。但科文直接把工人趕走。只說Go Go Go。但其實他們沒資格炒人。不過因為語言障礙，工人其實不理解Go為炒人。

中國式的勞資關係不允許反駁上級或發問，但在埃塞俄比亞文化不是這樣。加上語言障礙，會出現很多問題。

問：你注意到中國工人的勞資糾紛嗎？

答：有，但大部份都是閉門解決，聽說有罷工，但我未見過。有些私企請中國黑幫恐嚇工人，不給他們膳食津貼，不允許他們回家等。工人只能啞忍。

問：工人懶惰的論述用於把責任推在工人身上。你可詳述中國管理使用這種論述的方式嗎？當中涉及的種族歧視是怎樣的？

答：他們跟我說，工人都是聾的。但文化有很大影響，他們不尊重本地工人，工人也感到受辱。

問：我在中國的經驗是，不少人有種族歧視傾向，例如去年廣州排斥非洲人的事件，稱他們引入Covid19。中國的種族歧視論述，有沒有因為中國人在海外工作而改變？

答：我覺得教育程度較低的，以及年紀較大的比較歧視。

問：你作為一個白人歐洲人在這個研究中國在非洲的身份有什麼影響？

答：隨時間有很大轉變，由於中國與西方關係越來越緊張，我現在很難與中國工人接觸，情況跟2011-12年有很大差異。作為外來的外人，工人跟資方都當我是投訴對象，管理人員跟我說「你去過中國，你知道我們有多勤勞」。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會知道更多關於管理方。如果是埃塞俄比亞人，會較了解工人方面。但現在在中間可以就雙方告訴我的內容交叉問。這跟我在2011-12年在工人宿舍的工作很不同，當時完全是工人視角的。但亦因此我看到其他研究的局限。現在他們有時要我選邊。

問：你在書中提到在一個100公里的道路工程，你沒有車，要嘗試自行找路去。在工地大部份人是男性，開車的大部份是男性。你在當中觀察到的性別狀況是怎樣？

答：有時我會坐中國管理人員的車，所以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到處都聽到不同的說法，有不同的中國企業，對待中國及埃塞俄比亞工人的做法都不一樣。有一個企業只有一個管理人員，全部員工都是埃塞俄比亞人，他很善於交際，建立師徒系統，真的想培訓工人，工人也覺得學到技術，當然這種管理人員從不會投訴工人懶惰。在其他企業，對抗性可以很強。

初時我也對於這麼男性的環境有點怕，不過到頭來很多人都想確保沒有任何狀況出現，沒有被騷擾，但在路上有。

答：我覺得不同的人對工作的理解很不同。承建商跟判頭不同。例如承建商的作息很準時，有些判頭不停做，因為要趕工。這也會造成部分拉扯，因為管理人員無法在休息時間監督。所以這種現象否定了懶惰論述，顯然他們在趕工。

另一文化面向是，中國管理人員的要求對本地人來說很古怪或厭惡性，例如洗廁所。但在埃塞俄比亞來看，清潔是女性的工作，而且工資很低。因此工人不願做，覺得不被尊重。例如司機會洗車，但不願打掃辦公室，可能會導致辭職或炒人。

問：洗廁所這部份提醒我，歐洲的建築地盤也有這種狀況，尤其是那裡有來自十多個地方的工人。另一條來自觀眾的問題：你認為中國管理人員有多少把中國管理模式帶到埃塞俄比亞？你認為這對埃塞俄比亞的勞資關係（法律及非正式）帶來影響？

答：很多管理人員最初都是這樣，但他們會調整。近期我跟一個埃塞俄比亞律師訪問，就是上述的炒人案件，他也有點不滿，因為其實炒人的沒有權炒人，所以他直接找地盤經理談。初時地槃經理不願意談，但之後也配合。這種調整過程很有趣，但當然埃塞俄比亞工人也有調整中國的管理模式。

問：管理層怎樣和工人溝通？有沒有傳譯員？有沒有中國管理層說本地語言？

答：初時沒有傳譯員，或傳譯員只會說英語。隨著越來越多項目，現在有些工人自行變成傳譯員。也有些在中國讀書的埃塞俄比亞學生畢業後在中企工作。但以工地的巨大規模來說，不可能到處都有傳譯員，因此出現埃塞俄比亞/中文混合語。我有篇文章寫這件事，分析當中反映的權力關係，看看是否跟歐洲殖民時代產生的混合語現象相似。中/英/埃語的比例好像是1：1：1。

問：目前是戰爭狀態，你可談談事態發展，以及對工程項目及你的中國受訪者的影響嗎？

答：我部份研究就是在Tigray進行，沒有人預測到戰爭突然發生。中國企業有留意到埃塞俄比亞的種族及政治形勢，現在在中國領事館安排下撤出工地。在戰區的一些工廠，本來想要求繼續工作，但很快就知道不可能。也有計劃將生產遷到阿迪斯阿貝巴，但太貴，看來也做不到。目前很多工人被遷到其他營區，有些被安排到別處工作，也有些回中國。不過總體來說，Tigray沒有很多中國投資，所以對其他地區的中國投資沒有巨大影響。

問：對其他地區的工人的影響呢？

答：主要是令工人無法到處流動，產生更多衝突。2020初中國管理層對於Covid19在埃塞俄比亞爆發很擔憂，但希望工人留在原地不要離開。工人很不滿，因為他們的家庭不在附近，因為在外，生活開支也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