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工人主义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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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多·博里奥（Guido Borio）著，2018年。

本文为中文翻译初稿，修改后并加编译注释的版本将2018年在关于意大利1960年代“工人主义”的书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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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至1960年间，意大利大工业开启了一个现代化周期，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出口翻番，国内需求大幅增长。许多大公司通过在工厂中引入半自动化全循环加工来创新生产方法。这种技术通过流水线生产，强化了劳动分工：这些流程可以将劳动力分解到多个简单任务中，大大提高速度和生产率。技术和组织变革在新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构成*方面产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权力关系是新定义的，其特点是高利润和低工资。

发展需要并导致了从农村到工业中心和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从南到北，从意大利到中欧国家。在1952年至1962年之间的十年间，多达15,724,000人（大多数是活跃人口）从他们居住地城市的登记册中销户，其中，15,621,000人登记入其他城市。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改变了居住地、工作和习惯。社会、社会和制度体系迅速发生变化，体现出了跨国公司与“群众工人”* 之间的对立。

意大利工人主义在60年代初伴随着《红色笔记》（Quaderni Rossi）* 的活动而诞生。《红色笔记》是一个以莱尼奥洛·潘兹尔瑞（Raniero Panzieri）* 为中心开展活动的政治团体；它由都灵、热那亚、帕多瓦、米兰、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的一小群战斗人士（militants）代表组成，他们为该杂志赋予了生命。《红色笔记》第一期于1961年9月出版。在出版了6期之后，该杂志在1965年底休刊。

《红色笔记》的战斗力表现在理论分析、调查、“合作研究”（conricerca）* 和政治干预。一些作品，如潘兹尔瑞《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阿尔科蒂（Romano Alquati）*《奥利维蒂公司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力》以及特隆蒂（Mario Tronti）*《资本的计划》这一系列介入激发了大量的争论。

1962年：一轮新的斗争周期始于工人与公司的集体合同续约的问题上。都灵有93,000名工人罢工，阻止汽车厂的生产。 菲亚特（FIAT）公司以锁厂（lock-out）的方式做出回应，并与UIL* （“意大利劳工联盟”，一个与公司合作的工会联盟）签订单独的合同。 7月7日，大批年轻工人到法律广场的UIL总部，破坏总部大楼，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成千上万的工人逐渐涌入，冲突变成了反抗，持续了两天之久，在此过程中示威者们得到了广泛的交流。

随着法律广场事件而来的争论界定了关于工人斗争模式的不同立场，以及关于《红色笔记》团队的角色。这些不同的立场发表于米兰的《工人年表》（Cronache Operaie）和《工人的力量》 （Potere Operaio）以及都灵的《野猫》（Gatto Selvaggio）。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矛盾的立场深化了，最后导致《红色笔记》团队的分裂。

1963年7月：威尼斯市马格拉区的石油化工厂外举行了一场集会，要求增加薪水，罢工停产48个小时。

1963年10月：菲亚特发生了重要的野猫*罢工事件。在都灵，米兰和维内托的许多工厂都发起了自发性的斗争。《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 诞生了。成员包括阿尔科蒂、阿索·卢莎（Asor Rosa）、塞尔焦·博罗尼亚（Sergio Bologna）*、德·卡罗（De Caro）、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 和特隆蒂。这本杂志是帕多瓦、梅斯特、米兰、都灵、热那亚、罗马和佛罗伦萨的几个工厂活动团体的出版物。第一期出版于1964年1月，停刊于1967年3月。

1964年10月：9日，莱尼奥洛·潘兹尔瑞于都灵逝世。

1966年：2月23日，都灵17,000名菲亚特工人罢工。3月23日，马格拉举行了总罢工与示威运动，参与者超过10,000人。在都灵，也有一场阻止工厂遣散Riv（生产汽车用滚珠轴承的）工厂的总罢工。随后，6月，米兰也爆发了总罢工。

又于1966年，在五金、化学、建筑、水泥以及食品产业中，公司与工人之间签订了集体合同。五金和化学业工人的罢工非常困难。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和的里雅斯特的工人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野猫罢工在北方的许多场所爆发。

1967年：马格拉港组建了“工人的力量”（Potere Operaio)* 团体，同名杂志开始以一定的频率面向工厂散发。

从1967年初到1968年的春天，学生斗争在大学中发展起来，数万名学生参与其中。学生大会（student assemblies）成为群众自决的政治场所，他们拒绝被委派成仅仅是参观者的角色。
学习小组和研讨班成为了集体分析和表达的机会。他们产生了一系列的传单和其他文件，表达了运动的各种立场。不过，主要的力量是针对相关机构的斗争。意大利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被占领了。清校的警察与学生之间爆发了许多冲突。

1967年12月：帕多瓦大学举办了关于“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从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到美国的新政”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美国奴隶制和美国劳工运动历史学家乔治·P·拉里克（George P. Rawick），女权主义者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里奥·特隆蒂。 这些会议记录于1972年由安东尼奥·奈格里和塞尔吉奥·博罗尼亚编辑，收入在《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 ， Milan：Feltrinelli，1972）。

1968年1月：学生被更大程度地动员起来，斗争变得普遍化。整个意大利的占领行动与警察对工人的驱逐在2月达到顶峰。3月1日，罗马的朱莉娅谷地爆发暴力冲突，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公共汽车与警用车辆被烧毁。150名学生与多名警察受伤。从2月到3月，意大利主要城市（米兰、都灵、帕勒莫、博洛尼亚）的学生们发动了成百上千次的斗争。2700名学生被指控犯罪。始于反对学术威权主义的学生运动，很快发展为反对整个制度体系的运动，凸显出了青年群体中的政治与社会的对立已经何等深刻地发生了改变，以及群众教育如何在质与量上转变为了知识生产力的培育。

1968年4月6日：一群学生参加了菲亚特门前的纠察活动。90%的工人和许多雇员放弃工作，动员令要求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40小时，降低频率，取消加班。各部门与各小组的停工持续了数天之久。

4月中旬，工人与学生联合反抗的第一段插曲，发生于位于瓦尔达尼奥的玛佐多公司（纺织企业）的一次长达十天的罢工中。期间，工人与警察之间爆发了剧烈的冲突，一些企业主的别墅被袭击并被纵火，汽车、宾馆、商店和创始人加埃塔诺·玛佐多（Gaetano Marzotto）的铜像被毁。105名工人被拘留，47名被捕。

1968年12月2日：阿沃拉（西西里），在一次农业工人总罢工中，警察在发生暴力冲突后射杀了两名工人，击伤十人。

1969年4月9日和10日：巴蒂帕利亚（萨勒诺），反对关闭当地唯一工业厂房的人群增加。大量警察介入。警员射杀了两名抗议者。次日，携带石头的武装人员袭击了警察营房，放火烧毁了大楼和许多警车。一天之内，在场的宪兵和警察都被抓到然后解除了武装。

1969年春：工人的斗争蔓延到许多工作场所，涉及整个意大利的大、中、小型工厂。 要求提高薪水和减少周期。 这些主张构成了冲突的内在政治性。 这种工人自治背后的驱动力是大型半自动化工厂（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西门子，倍耐力，蒙特爱迪生石油化工等）中的冲突。

1969年4月11日：工人们在菲亚特停止生产，并成群结队地走出工厂，走上因罢工而瘫痪的都灵街头去游行。5月11日，许多部门确定了几个小时的罢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发生。缺乏定期送料的装配线将无法再运转。野猫罢工变得普遍化。这种前所未有的斗争形式将能够使最富有斗争性的工人发现停止生产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关闭一个生产部门，停止一个车间乃至整个工厂的生产。斗争延伸到菲亚特的其他部门：里瓦尔塔工厂，林格托工厂，斯帕工厂，大型发动机厂，炼铁厂等。为扩大干预作用并传达米拉菲奥里工厂发生的事件的需要，周刊《阶级》（La Classe) 诞生了，它初次出版于1969年5月1日，停刊于1969年8月。

1969年6月：米拉菲奥里工厂停工了十五天。继而，罢工在所有其他公司普遍开展起来。菲亚特累计损失40,000辆汽车的生产。

1969年7月3日：宣布发动总罢工。在下午两点，游行活动在从米拉菲奥里工厂开始前，警察就已经在图拉真大街口冲击了工人人群。一辆“Bisarca”（货运卡车）横置在图拉真大街上。战斗打响了，抗争延伸到整个城市南部，并波及到邻近的自治市尼凯利诺·蒙卡列里。在接下来的数天内，数万名工人被不断卷入冲突当中。

1969年7月26日至27日：全国工人委员会和先锋运动会议在都灵举行，各种政治路线在会上互相进行了参照对比。

1969年8月28日：倍耐力工人占领行政中心并封锁了摩天大楼。30日，一系列的罢工与游行活动发生在米兰的倍耐力，佛罗伦萨、摩德纳和比萨的菲亚特，瓦尔达尼奥的玛佐多，维琴察的拉内罗西，帕尔马的萨拉米尼，巴尼奥利的意达尔西代，圣乔瓦尼镇的意萨，莱尼亚诺的祖凯利菲乔。并且，倍耐力在9月2日仍被封锁。

1969年9月：《工人的力量》周刊开始出版。编委会成员有安东尼奥·奈格里，加伊罗·达吉尼（Giairo Daghini）, 奥雷斯特·斯卡尔佐内(Oreste Scalzone),马里奥·达尔马威瓦（Mario Dalmaviva），塞尔吉奥·博罗尼亚，费鲁乔•甘比诺（Ferruccio Gambino）*，艾米利奥·威施（Emilio Vesce），圭多•比扬基尼（Guido Bianchini），弗朗切斯科•托林（Francesco Tolin）担任主编。

还有一股对于技术人员的强大的动员，这些人员经常身处米兰许多工厂的一线，特别是西门子和倍耐力。其中斯那姆设计公司，国家核能委员会国家核物理研究所，伊斯普拉的国家科研委员会(CNR)和南部的意达尔西代，塔兰托的伊塔尔卡提埃里，巴尼奥利和斯塔比亚海堡的技术人员动员最为强力。

为了续签合同的罢工开始于9月。工人的强烈要求所有人工酬增长相同，并找到各种情况下互相发生冲突时的预备性方案。9月6日，200万名工人（金属工，建筑工人，化学工人）在意大利各地罢工：

百万金属工人停止罢工后，罢工在9月11日再度爆发：100,000名金属工人封锁了菲亚特工厂；9月12日，一百万名建筑业工人罢工。

米兰倍耐力的工人用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游行阻塞了所有交通。工人群众的斗争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渐趋增强。在这里，我们仅记录下10月8日，许多内部游行封锁了米拉菲奥里工厂；10月10日，都灵被250,000名金属工人所瘫痪。在菲亚特，内部游行驱使雇员们走出办公室，与此同时，警察们冲击着工厂外围。在倍耐力，警察冲破了木制围栏。14日，在米兰，警察们凶悍地冲向仙比奥内大道上的菲亚特工人们。在都灵，罢工和内部游行大行其道。在10月29日的米拉菲奥里工厂，斗争已经变得十分艰难。数以千计的工人们加入内部游行队伍，他们迫使工贼、雇员和经理们放弃工作。100辆汽车与食堂被毁。菲亚特停职了70名工人，并且检举了122名工人与工会成员。12月13日，50,000名工人占领了市中心，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1969年11月1日：周刊《不断斗争》（Lotta Continua）* 杂志出版，它停刊于1972年，同时同名日报开办。

1969年11月19日：工会在米兰指导了一次关于“为改革而斗争”主题的罢工，并在里瑞克剧院召集了一次集会。这一天里发生了很多示威活动和集会。游行结束后，当工人们离开时，警察正从剧院前面经过。一辆警车撞倒了两名工人。警察的侵害引发了直接的冲突，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在拉尔加大街，很多警车被阻拦并毁坏，在别处有更多冲突发生。一名因翻车去世的警察安东尼奥·安纳鲁马（Antonio Annaruma）被拉了出来。19日的这场冲突里，50名警察与宪兵受伤，受伤的工人和学生数量与此相同，其中19人被捕。

1969年11月28日至1969年12月19日：工会在罗马组织全国示威活动；10万名工人参加，而12月初，都灵的菲亚特再次发生2万名米拉菲奥里车身制造厂工人的自发罢工。 12月4日，200,000名金属工人发起游行阻塞了米兰。12月7日，有关化学工人的合同签署，8日，关于公共部门中金属工人的合同签署。

1969年12月12日：一颗炸弹在米兰农业银行爆炸，造成17人死亡，88人受伤。一个反无产阶级法西斯团体宣称为此次炸弹事件负责。

1969年12月21日：非国有企业金属工人合同签署。

1970年1月、2月：重大的内部斗争继续在阿尔法·罗密欧、西门子石油化工、倍耐力、菲亚特里瓦尔塔等大型工厂开展，旨在改变工作类型，降低工作频率。

1970年5月、6月、7月：重要的斗争发生于维内托大区的众多工厂中。在蒙特爱迪生，动员活动日益高涨，8月3日工人们为了停止生产活动，化工厂前被放置了路障。8月4日，所有区域的街区都陆续竖起路障，警察开始介入。警察开始用吉普车迂回前进。一些卡车遭到袭击起火。警察开枪并重伤两名工人冲突与阻拦持续了一整个晚上。街区斗争在接下来的数天里继续发展，阻塞了梅斯特立交桥。火车线路中断，整个区域被隔绝了。

1970年9-10月：在倍耐力的比科卡，在阿尔法·罗密欧的因诺琴蒂和奥托比安希，内部动员继续开展。在塔兰托，700名炼钢厂工人罢工，与此同时，都灵理工大学的移民学生封锁了校园，反对缴纳学费。都灵的大学普遍被占领了。

1970年12月12日：在米兰举行的1969年12月12日大屠杀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警察冲击了游行队伍。一名学生在齐眼高的位置遭到催泪瓦斯射击身亡。游行在数天之内爆发。他们感染了中学生们，在几个主要城市制造了大量游行。1月8日，倍耐力的比科卡工厂被占领了一天，以回应管理层打算从工资单中拿走非工作时间的提成。

1971年5月：占领房屋在罗马盛行。 500个家庭参与了该倡议。

在菲亚特，为削减工作时间的斗争爆发了。管理层解雇了5名工人，5月17日举行了一个车身制造厂的盛大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新的罢工和游行离开了工厂并经过都灵。停工继续进行。5月23日，《不断斗争》和《工人的力量》指导了一次旨在支持斗争的游行。在宫门市集，数千名工人和同志被警察攻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硝烟弥漫的下午，数辆警车被烧毁。整整一天的时间里，54人被逮捕，众多警察与宪兵受伤。

1971年7月：在米兰房屋斗争期间，蒂巴尔迪街上成栋的建筑已经被占据了。在此之后，那里放置了大量的路障，人们与警察发生了多次恶战，持续数天之久。另有30,000人的游行队伍穿过城市，反对驱逐的企图。即便在罗马，也有超过一百个家庭在首都的两个地区占据了公寓。

1972年：在米兰，在阿莱塞的阿尔法·罗密欧（与《无主报》一起），在西门子，在倍耐力关于斗争委员会的新方案中，在维内托关于马盖拉港的自动生产线的新方案（与《零工作报》一起）中，在罗马关于总医院和国家电力公司工人委员会的工人共同体的新方案中，大量工厂中诞生了“自主工人大会”（autonomous factory assemblies）。

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帕多瓦）和塞尔玛·詹姆斯（伦敦）在其女权主义宣言中提出了从女性无偿家务的角度，对 “工人主义”及更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 ，Falling Wall Press，布里斯托，1972年。

1972年12月3日：许多城市的自治工人团体之间召开会议。当年一月，在佛罗伦萨举行了与当前米兰，罗马，都灵，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马格拉的进步人士的第二次会晤。 三月，在博洛尼亚举行了一次有4000名进步人士参加的会议。

1973年2月至3月：都灵菲亚特进行了新一轮斗争。内部游行，破坏生产，攻击领导。在3月29日冲突的高峰期，在一万名工人内部游行后，米拉菲奥里被占领了三天。 工厂大门由停止生产的工人紧紧把守。

1973年3月：双周刊《红色》（Rosso）杂志的第一期由“葛兰西小组”出版。在1973年12月，它担任“运动内部报纸”的角色，并成为“工人自主”（Autonomia Operaia)* 运动的一种表达方式。

1973年9月：由塞尔吉奥·博罗尼亚主编的第一期《五一》（Primo Maggio）* 杂志出版。

1975年4月16日：在米兰，一名学生克劳迪奥·瓦拉利（Claudio Varalli）被法西斯杀害。第二天，20,000名青少年与警察和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决定使用车辆冲击和驱散游行。车队中的一辆重型卡车撞倒了年轻的詹尼诺·吉贝奇（Giannino Zibecchi），致其死亡。在意大利的很多城市，上万名群众走上街头，接二连三地冲击、袭击法西斯在各地的指挥部。鲁道夫·博什（Rodolfo Boschi）被佛罗伦萨的警察杀害，在都灵的米齐凯，《不断斗争》的进步人士仍活跃在一次关于住房权利的活动中。

1975年12月：第一期《零工作》（Zerowork）杂志在纽约出版。

在意大利的理论之争中，一种新的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 出现在从“群众工人”（mass worker）* 到“社会工人”（socialized worker）* 的转型过渡中，这是一个与社会工厂处于敌对关系的人群。这种假说的形成归功于奈格里的《无产者与国家》（1976），《红色》杂志，以及同时还有分析第三产业化的阿尔科蒂的文章——《大学与培育——活劳动中的社会知识的协作》（1976）与《中产阶级的大学》（1978）

1977年2月：学生运动再度爆发。在博洛尼亚和罗马，成千上万的学生占据了大学，并与警方发生冲突。3月11日，博洛尼亚的一名学生被警方杀害。整个市中心都受到冲突和抢劫的干扰，警方出动装甲车介入，12日在博洛尼亚发生冲突，在罗马，超过10万名年轻人的游行队伍在一天之内占领了市中心，随后与警察发生冲突。即使在米兰和都灵，也发生了艰苦的巷战。在许多示威活动期间，双方都使用了枪支。

1978年3月16日：“红色旅”（Brigate Rosse）绑架了意大利最大的党派天主教民主党* 主席奥尔多·莫罗，随后于5月9日将其杀害。

1979年：帕多瓦检方逮捕了19名帕多瓦、米兰、都灵与罗马的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奈格里、比扬基尼、斯卡尔佐内、达尔马威瓦。指控罪名是组织颠覆性的协会和武装团伙——“工人的力量”，“工人自主”和“红色旅”。 这一诉讼程序在多年以后才得以进行，许多人被无罪释放。

1979年7月至6月：随着金属工人合同的续签，工人斗争的新周期到来。 在都灵，在菲亚特米拉菲奥里、里瓦尔塔、斯帕工厂、斯图拉·林格托工厂，斗争以内部游行，突然袭击，对老板和员工发动攻击的方式爆发。长达几个月的生产工作无法被厂房控制。在7月的最后一周，工人游行走出了工厂，封锁了城市，工厂入口和环形公路。

1979年10月9日：米拉菲奥里工厂，里瓦尔塔工厂和蓝旗亚基瓦索工厂开除了61名工人；其中大多数是自治委员会的进步人士，该组织的内部网络促进了部门的斗争，同时站到了工会的对立面。这一举措是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宣称的。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超过6,000名被认定为缺席、缺勤、不合作和不服从老板的工人被分别解雇。菲亚特管理层打算改变权力关系，以实现汽车行业的高度组织化和技术重组。

1980年9月10日：在罗马，与金属工人联合会的谈判破裂。菲亚特宣称将针对14,000名雇员启动裁员程序。9月11日，第一轮米拉菲奥里的工人宣布结束罢工。经过35天的纠察和生产中断，工会与菲亚特之间在罗马签署协议。裁员被撤销，23,000名工人的工资补偿基金（这是对离职工人一种暂时性补偿）得以实施。三个工会联合会的书记们亲自参加集会，以便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合同签订; 但绝大多数工人持反对意见。三名工会领导人拉马、本韦努托和卡尼蒂顶着愤怒的工人的殴打被迫逃离，耻辱地寻求了警方的保护。23,000名涉事工人中没有一个再回到工厂。

在这些社会冲突的年份里，1986名进步人士被捕，6000人受到调查，1000人受伤，370人死亡。 根据ISTAT在1969年提供的数据，7,500,000名工人参与冲突，导致3.02亿工时损失；1979年损失为1.85亿小时，15,000,000名工人参与。1979年4月7日之后，国家镇压致使数千人被捕，一部分受到警察通缉被迫流亡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