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国家的危机（节选）

作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

原文：Negri, Antonio. “Crisis of the Planner-State: Communism and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1971).” In: Revolution Retrieved. Writings on Marx, Keynes, Capitalist Crisi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 1988. Excerpt: Part 4 (Labor as Revolutionary Subject: The Basis of the Communist Program and Proletarian Appropriation), part 7 (Against Enterprise-Comm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nsurrection Within the New Compos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part 9 (Our Immediate Task).

朱剑、Karl Yanx 译

本文为中文翻译初稿，修改后并加编译注释的版本将2018年在关于意大利1960年代“工人主义”的书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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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摘要）作为革命主体的劳动：共产主义蓝图与无产阶级（对物的）占有

我们在这里想要显示的是，共产主义是可行的、关于革命进程中一切中间道路的想法现在都是落后于潮流的、阶级斗争的枪口现在已经直接指向了国家。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一趋势的运动内部来展示这一点，因为这种方法对于明确我们的组织模式和组织与计划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含义：通过脚踏实地的分析和对普遍性的联系（但不仅如此），对革命历史主体的发展进行理解与扶持。

因此我们必须按照马克思在《货币章》¹中所提及的那样，重新对这种趋势进行探讨。这一运动的根本矛盾是什么？它所显示出来的方向是什么？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中，单个人的劳动以特殊劳动作为开端：为了得到货币，这种劳动必须经过媒介以获得一般性，而执行这种职能的恰恰是货币。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特殊劳动与货币的一般性的矛盾；然而这个矛盾可以由货币本身而解决。因此这里的货币所扮演的是一种生产性的角色(productive role)。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马克思在将其与第一种情况区分开来时说，“前提本身起媒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生产的前提是作为生产基础的共同性。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而且“分享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媒介；而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媒介的。”²在这里，这一基本矛盾就变得明显了起来：货币的职能变成了阻碍性的(antagonistic)；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它的媒介的或现实的或生产性的角色就由多种因素所决定。于是：

“因此，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就是说，也使他的产品）直接成为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那就等于将它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的要求，只有在这种要求不再能够提出来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³

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从手工工场(manufacture)到大规模工业(large-scale industry)的长期发展，资本是如何从马克思所描述的第一阶段或第一种情况那里实现跨越的。在1929年的大规模危机之后，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从这一点来说，由于资产阶级控制了一般的交换价值，而后者在一个被认为存在矛盾的关系中起到作用，我们就看到了资本赚取货币的暧昧而模糊不清的尝试。

终于，我们今天正在见证这个第二阶段的全面呈现；就在此时，对这一矛盾的神秘化、与过去相关的连续性要素都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也就发展的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⁴

而到了今天，劳动不止在物质上构成了社会生产的一般基础，它还被下文明确地表述了出来：

“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劳动，不是这种或那种（具体的）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它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绝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当然，对于构成一定资本的特殊实体来说，必须有作为特殊劳动的劳动与之相适应；但是，因为资本本身同自己实体的任何一种特殊性都毫不相干，并且它既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又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抽象，所以，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在主体上也潜在地包含有同样的总体和抽象。”⁵

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现在所到达的道路就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一样，处于上述的第二阶段。这一倾向的运动有好几个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1929年的危机时，或者不如说是在应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挑战和十月革命时，这一倾向作为一种摧毁工人组织的外部环境的手段而转向大规模生产之上（就国家而言，1929年的危机使其承认并开始设想这一真正的运动）；从这一点而言，生产的基础开始转变成了一般的劳动。生产的社会属性使产品变成了一种一般性的、社会的产品。但是在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条道路中，对1929年之后资本与国家的重构所做的神秘化努力都已经消耗殆尽了。从工人的视角来看，工人阶级与作为控制工具的货币之间的这种由计划而新近建立起来的关系，以及作为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角色，现在都已经被认为回归到其本质：一种纯粹的伪装、一场骗局。马克思用下面的语句预见到了这一最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路：

“如果竞争使工人能直接同资本家讨价还价和争执，工人就要按资本家的利润来衡量自己的要求，并且要求在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一定的份额；于是，比例就成为经济生活本身的现实的要素。其次，在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而出现）中，衡量它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即恰好是通过工资本身而作为比例表现出来的差距，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交换的假象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消失了。”⁶

这意味着，这一趋势已经包含了革命的历史主体的运动；随着对交换价值神秘化的消失，这一趋势的对立性(antagonism)指出了一条从工资斗争到为占有(appropriation)而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后面还会回到这一问题上来。）此外，如果这种认同已经发生，那么对社会主义的神秘化也就崩溃了。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就好像任何不仅仅包含劳动与交换价值对立的生产关系都不可行一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只能充当资本主义对业已出现的对立的全面掌控的意识形态烟幕而起作用（就像它在1929年大危机之后的一段短暂的时间中所做的那样）。

在这个新的情境下，在雇佣劳动的统一基础之上，关于交换的恶名昭彰的假象的本质已经得到了揭露，共产主义就变成了必要之物，它既是未来的目标，也是对现在事物状态的颠覆。这一趋势创造了这种反抗的术语：对于“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⁷这一倾向反对的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⁸

然而，对这一从该倾向中出现并在其中寻得解决办法的基本矛盾的分析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劳动的性质的方面——即社会劳动内部一切性质差异的瓦解。这种雇佣劳动的统一构成(constitution of unity)还与劳动表现的数量方面相关，并使前者消失；而这又反过来带来了另一些对立。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对劳动时间的分析在这一方面明显是十分基础的，但是他在劳动分工的消失方面的观察也应该加以重视（他对这方面的讲述既有隐晦的暗示也有明白的论述）。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⁹

随着劳动时间的缩减，科学被融合进了当下的生产力：“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¹⁰正是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独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所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¹¹随之而来的矛盾既是一般的，又是特殊的。首先，其一般性在于，资本在面对这一状况时，“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其次，我们看到了劳动生产力的定律：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是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¹²于是，这一矛盾被劳动的抽象化过程所引起，相比其本身而言，其后果所蕴含的意义更加重要。在这里，这一矛盾再次显示了该趋势中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显示出这一点的不只是它的一切对抗性活动(antagonistic activity)，即对整个系统进行颠覆的积极可能性；它还代表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主体，后者正在以一种社会的、共产主义的方式进行建构。首先，这是一种对抗性的活动：

“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¹³

其次，这是一种重构的活动，表现为共产主义的现实与现存的(real and present)可能性：

“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Naturgegenstand]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Objekt]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劳动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¹⁴

在这个时候，在这一趋势的现有成熟和扩张水平之下（我们必须将前者作为事实加以承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下的、关于阶级构成决定论(determinacy of class composition)的革命组织问题的初步结论。劳动力的交换不再是某种在资本过程(process of capital)内发生的、具有确定数量和特定性质的事情；而取决于社会需求和目标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的交换现在成为了社会生产的先决条件；而社会性是生产的基础。单个生产者的劳动从一开始就作为社会劳动而表现出来。于是，这些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就不能用交换价值所表示，甚至不能用一般劳动和对前者的一般控制之间的比例媒介的形式来表示，同样也不能以资本主义计划的形式来表示。工作这时就已经变成了对财富界（分配）的直接参与。对这一点的承认就提供了组织的必要程序性内容。它建立了我们必须建立的理论与实践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发展源头是直接占有(direct appropriation)，其实际作用是充当对生产的社会条件的认识。现在，工人组织蓝图的主要内容只能以一种对社会生产出的财富进行直接社会占有的计划为基础，这是因为这种蓝图已经扩展到了抽象劳动的全部范围之中。

工人的占有代表了对这些的实践认识。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着资产阶级对财富占有的阻碍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而历史中的一种新革命主体现在可以开始承担通过斗争、通过其自身的特征，而使共产主义发扬光大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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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反对企业控制：工人阶级新构成内的反抗组织

我们现在要转而根据早先对资本的新构成所做的调查结果来讨论组织的问题。我已经反复说过，对于我们来说，通过讨论来探索能够带来新的纲领性可能的组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前者就是发现能够决定反抗意愿与反抗对象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组织，而所谓的重要意义在于验证我们观点的“客观性”。为此，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者对组织问题的通常立场上进一步前进。然而，我们不应该抛弃组织与资本构成(composition of capital)之间的关键关系，这样做首先为理论提供了消极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建立在一种应当被推翻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即将资本确定为直接的敌人，对抗的目标）；而其次，由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由资本主义发展自身所建构的、位于资本构成内部的指示物——也就是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拥护，这样就在确定物质关系的意义上为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支持。

现在，关于这一计划，我们已经强调过由群众对占有进行管理(the mass management of appropriation)的问题。与自治是对抗计划国家(Planner-State)的阶级行动的决定性特征一样，占有是对抗企业指令(enterprise command, commando d’impresa)、对抗负价值状态(state of un-value/disvalore)的阶级行动的决定性特征。所谓计划国家，是建立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明确的一般比例之上的。而通过占有的过程，革命的历史主体以全新的形象将其自身展现出来，它是被同时转变为共性和个性的抽象劳动，它是对后述观点的认同——生产形式正在日益由一种生产过程中诸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contradiction)状态转变为对立(antagonism)的状态。因此，这一蓝图（在资本的现有构造之下，也因此是在现有的阶级构造之下）有必要也必须在普遍占有(generalized appropriation)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在群众管理下把社会财富视为一种应该被视为属于我们的东西而进行总攻击。这样，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个体就会认识到，现有的生产模式只不过是限制其发展可能性的枷锁，而共产主义是唯一能与其发展相适应的现实。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所有具有这一层次自觉性的人以及那些在此基础上推进、鼓动和领导群众的占有行动的人视为革命组织的骨干。以占有为目标的行动现在必须被视为是这一蓝图中通常的、连续不断的和近期的运行范围；这是一片装点着战术行动的地平线，它们会重新构建一次普遍的、大众化的起义。

然而话虽如此，我们只不过触及到了论证的一个要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形势的特征不仅包括了大众化的无产阶级形象的出现，还包括了在这一出现过程与剥削的企业制度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如果组织将其自身单纯地局限在前一层次，那么它在战略上就是盲目的、必然要迎来失败；而更重要的是——辩证法永远都是这样摇摆不定——组织会受到改良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机会主义的一切诱惑。当然，占有本身是与资本主义对生产方式的支配形式相矛盾的；但是我们不是早已见识过，以企业为形式的资本是如何精密地发展出一种能力，来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渲染成无足轻重的东西、并逐渐将其削弱、然后用它们自己的那一套循环论证和和稀泥式的话语来消解掉吗？现在，在特定的情况下，“官方工人运动”(Official Labor Movement)的改良主义是愿意接受这种“善意”批评的，而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就是虚假的自觉性。因此，革命蓝图中的第二个根本问题就是对无产阶级化过程与资本以企业的形式对生产方式进行的支配之间的关系进行正确的评价。在这一关系中、在这种互相作用之中，资本通过暴力来保障其能够生存下去；资本只有在这种政治构造之下，革命意愿才能够推行下去。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种政治上的多元决定现象（这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的控制和对这种多元决定的特征的把握），那么就不能说这时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就此而言，需要再一次认识到企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引导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市场）的劳动力和被榨取的剩余价值之间不再存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平衡。这种关系尽管仍然有效，但不再能够维持先前所提到的比例了；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企业指令在危机时所展现出来的暴力性，此时这种暴力性还会发生持续的重塑。

清楚地说就是：暴力构成了人际关系的通常状态；暴力还充当了生产力进步的钥匙。因此，这种谴责的矛头不应该指向暴力的常态化，而是应该指向下述事实：在资本主义以企业形式进行支配时，暴力失去了全部内在的、“天然的”合理性（这种“天然性”总是历史因素的产物），以及一切与进步的关联性。如果有哪里还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企业形式的暴力恰恰与前者所描述的相反：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形式，其中交换价值一直被强加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上，而交换关系的条件在这种社会关系下已经不复存在。这种暴力是上述非理性的一种精密形式，而其内涵同时却陷入了重重危机。(It is the intelligent form of this irrationality, simultaneously desperate in its content and rational in the form of its effectiveness.)
企业与其智力活动，这就是我们每分每秒要与之搏斗的敌人，是我们每次行动之中要与其斗争的对手，无产阶级的全部阶级仇恨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全部期望都应当为此竭尽全力。对企业国家(Enterprise-State/Stato-impresa)的进攻必须向前推进，然后还要对农场（企业由此建立对阶级的控制）发动同样的进攻；这种进攻的形式应该是充满智慧且恰到好处的，这其实是在复制资本主义工厂中革命组织内部的有效形式。占有运动的每一次行动，无论是自发的、半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因此都应当被转变为对资本主义支配地位（资本利用这种地位通过精妙而坚定的进行回应而实现再生产）的猛烈进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使组织过程走向成熟，上述过程就是无产阶级在现在的政治构造下所需要的纲领性道路。立足于在（资本主义的）循环内描绘和建构工人运动的旧视角现在必须被新的行动所取代，后者着眼于以资本主义压迫（这些压迫现在以企业为表现形式）中的这些关键时间点为目标发动无产阶级的每一次进攻。前述的循环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与企业形式的发展已经互不相容。我们可以这么说，控制已经不再施加于作为整体的阶级运动的层面上，这种运动已经被引导到了一种调和的立场上去；而事实是，控制措施是垂直起作用的，其作用点恰巧能够阻碍一切运动的发生。因此，从工人的视角来看，这种计划没有足够的施展范围以发展壮大；它已经不能依赖一种有机的力量增长。相比之下，（我们的）计划由于缺乏广度、就必须极大地加强强度，由于缺乏复杂度而必须加强密度。这样，不将暴动视为最终任务，而是将其当成是革命进程的第一步，就不再是像共产国际的激进论文那样的某种野心过于庞大或者过于书呆子气的看法了；这种看法就成了对资本崭新构成的一种正确、清醒的理论启示；这一计划就是针对以企业为形式对生产方式进行支配这一模式的颠覆行动。从唯物辩证主义的视角来看，在面临无产者个人的交换价值被人为压低的不合理局面时，暴动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此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在考量了计划的内容之后，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与上述议程紧密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组织的形式。我们已经知道，前面所说的、根植于阶级的政治构成的这一计划既需要群众、又需要在最前方起带领作用的先锋队。革命时期（我们即将经历这一阶段）行动计划的特殊性就蕴含于这种两极（即群众与先锋队）之间的调和之中、蕴含于对群众占有行动的鼓动之中，这种行动加以积极地引导就可以演变成暴动。组织的形式必须对这种两极性做出反应，这种（革命过程中的）元素的二元性就构成了整个计划。先锋队必须证明，自己能够代表并引导群众反对企业、反对工厂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实施占有行动的意愿。这两个元素决不能分离，也决不能混为一谈：在整个运动中，它们二者都必须同时存在，分别扮演其特定的角色，并通过先锋队所领导的暴动来不断改进、重组。任何将这两个革命元素分离开的行动都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单独由先锋队发动的行动是空洞的；单独由群众组织发动的行动是盲目的。但是如果谁试图将这两个元素混为一谈、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群众先锋队，这同样是危险的。在我们现在所处阶段的前一阶段，换句话说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目标还是提高工资水平的那个阶段，先锋队很难不被群众运动所迷惑，因为当时的群众运动方式是与资产阶级的控制特点相适应的。然而现在，这种（群众与先锋队）功能的二元性已经很明显变得十分必要了。同时，两种功能的划分并不会产生（革命）元素的相互隔离和相互妨碍——既不会产生时间上的隔离、也不会发生逻辑关系上的隔离。这两种革命功能的同时性是与资本的镇压和生产两种职能的同时性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有一支善于斗争的先锋队，它们能够与新的群众组织建立有效的联系、还可以将总的运动集中起来、将它向前推进以发起暴动。

无可否认，在组织的现实过程（尤其是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过渡阶段）中，对上述模式的僵硬运用会像以前一样面临走向机会主义的危险。这里我说“像以前一样”，是因为没有哪一种模式会在内容上超出实际的阶级斗争，而这一斗争是我们学习经验的唯一源泉。特别是现在，需要用力地去踏动主观能动性的油门，让它向着先锋队组织的正规化和集中化进一步前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要使主观意识中的先锋队¹⁵从关于人身自由和阶级自发性的预设立场中解放出来，而这两者虽然在工资斗争中至关重要，但现在却有抑制运动发展的风险。
现在，对于这些元素来说面临着一场艰难而迫切的战斗，它们需要反对可能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但是我应当补充的是，我们在建立组织的过程中还应该意识到另一种危险，那就是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危险，以及那种切断组织与无产阶级政治构成的内部动态变化之间一切联系的态度。在社会大工厂的这片丛林中，先锋队可以在受剥削的群众重新集结起来的地方周围建构起暴动斗争的焦点。这种可能性将被组织起来；采取明智的斗争策略的、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先锋队必须能够找到正确的位置，并在群众组织中得到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正在重新获得许多革命的元素，正是这些元素刻画出了列宁主义革命政党的架构。特别要说的是，我们正在再一次向着先锋队与群众、党和群众组织的联合而迈进，而这种联合正是我们的计划和组织形式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我们也在重新发现暴动中这两个元素的协调同步。对于新革命骨干中的民兵们来说，1917年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在那种历史阶段下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但是现在，我们的列宁主义是某种全新的事物，这是由于它试图确定一种对全新计划蓝图的全新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以我们当下的阶级构成为基础的。

对我们来说，组织的联合不应该局限于发展的矛盾之中，而是应当存在于作为一个统一阶级的无产者和凌驾于它并一直压迫它的价值规律的对立之中。组织的联合通过两条道路而得以实现，其一是群众为实现占有这一目的所施加的压力，其二是先锋队针对资本主义企业所采取的行为所发动的攻势。既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工资，而是反对工作：这构成了新革命组织的积极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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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们的迫切任务

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倘若考察各种机构（工会、民族国家等等）在工人和资本的关系间如何运作，势必引起一系列异常广泛的问题。而我只会限于稍微（但却是必需）谈一下这些机构起到的新作用，以及它们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一种特殊且根本的变化，即对于一切与企业及其指令形式相关的机构来讲，它们的相对自治关系终究瓦解了。我们应该考察这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并聚焦于工会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我们手中最便利的案例。在计划国家的危机中，这些机构紧密地纠缠在了一起。对于这两种机构来讲，由于再也不可能在斗争和发展之间保持有序适度的关系，它们在与个别企业的关系中，失去了过去一切相对自治的表象。这些机构曾令人困惑但却有效地充当了各要素间的中介者。这在现如今走到了终点。就工会而言，首先是其在劳动力售卖中的中介功能消失了，此后它只是作为财富总分配计划的一个机构要素而发生作用；就民族国家而言，即便在国内，它都丝毫不能保障在各要素间关系稳定不变的基础上实现发展。

企业指令形式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摧毁了一切使国家和工会稳定、持续或连贯地发生中介作用的相应基础。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清除了一切对这些要素而非企业指令的多元决定本身进行衡量的有效基础。这些机构的存在受到政治危机的纠缠；它们的作用陷于使结果变得极为多样和矛盾的不定状态（precariousness）。这是资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以获得将整个运动予以清除的自由（由此，就资本主义存在的稳定方面来讲，这种自由成了一种不确定原则）。

我们可以由此作出进一步的讨论。这种威胁国家机构运作的不定状态，揭示了工人阶级斗争驾驭资本的限度。这一进程起初所见的是完全在资本中的工人阶级，如今看到的却是完全在工人阶级当中的资本。正是在这种状况中，资本机构的存在陷于不定状态，它们的中介功能也消耗殆尽。资本的战术与战略之间迄今只在极其严重的危机状况下才会显而易见的裂缝，日趋成为资本存在的常态。“社会主义”及其战略计划的危机中的企业理性与战术密切相关。这种从计划国家到危机国家的转变（由于危机和重构并存，这种转变也采取企业-国家的形式）如今变成了事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组织现在不得不发生转变。

显然，就此我们必须明确拒斥，某些对阶级观点抱着不可救药的乐观态度的人*所提出的纲领。他们仍然认为，如果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确实已经发生了倒转，那么就长远来讲，我们将看到工人利用资本的新形式被创造出来。这意味着，仿佛资本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服从，并未怀揣参与对那种现实的多元决定的意愿；仿佛随着资产阶级的独立变得越发明显，资本的暴力没有表现得日益自由和残暴。当说到危机国家和危机资本时，我们正确地抓住了危机，抓住了老板们的弱点，抓住了战略与战术的最终分裂；但我们也必须记住，资本与国家忠于自己的本质，它们运行的目的是通过压迫和破坏来扭曲各种力量之间显然不可调和的关系。总是能找到一个科尔尼洛夫*来反对革命的——而且他也并非不可避免地总要被击败。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自身组织任务的紧迫性，不应该被看成缺乏耐心，或主观地迎合心愿。这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资本家复仇心切变得越发明显；第二，趋势表明，在其结构中，产生了一种被刻意地造成对相关各方均变得暴力和不可解决的对抗；尤其是第三，斗争机制表明，工人热切地希望获得一种与资本的垂死挣扎相匹配的颠覆手段。所以让我们像自治高涨年代里所做的那样，再看一看这些工人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我们会看到，从失败中产生的不是顺从，而是日益增长着对老板以及代表他们的整个装置（apparatus）的仇恨。但这种仇恨，这种面对占有行径的积极态度，这种互补地、持续不断地坚持行动，日益集中并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非理性工厂来加以反对——所有这些都要求（实际上被认为对于阶级构成来讲是必要的）组织，即对工人颠覆资本主义权力组织的企图予以反制的能力。群众自身行动的重复的、差异化的和暴力的自我表现预示了先锋队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向我们昭示的，不仅有紧迫性，而且还有组织模式，即先锋队将运动导向有效权力支点的可能性。

在这一进程中，起义是当务之急。我们说的是“起义”而非“革命”：现在重要的是对资本明确地为着瓦解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动员展开斗争。这里存在的不是先锋队失败或为自由而牺牲（liberatory sacrifice）的思想，而是认识资本的作用结构以及工人阶级真正的需要。革命是这样一种进程，在其中对老板们的国家，实现了一系列暴力的和被暴力地组织起来的永久回击。组织必须能够致力于促进建立在企业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统治的不定状态，以使这种关系难以为继、瓦解资本的政治动员能力，并确实地避免现在不仅不理智而且迅速陷入荒诞的资本主义权力。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起义”而非“革命”，因为革命重新组织起这样一种曾凭自己的力量摧毁了整个权力装置的进程。我们用这个词也是为了反对一切在运动的退却和群众阶段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尤其是那些“工厂游击战”*理论：他们之于当前的任务，正如工场手工业之于大工业一样。

所以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动员起一切能够使组织实现上述目标的机制。作为我们自身基础的分析，其在方法上源于经典，即马列毛著作。在我们的组织中，没有缺乏耐心或迎合心愿；我们正在群众运动中，科学地（因而实践地）理解其构成和意愿。我们所面对的，既有国家及其暴力，也有将自身本质发展为交换价值、剥削和和危机的权力的非理性。我们必须立刻把握革命进程的复杂路径，把握维续并规定着革命进程本质的阶级的内部变化。“列宁在英国”*对于我们来讲再次成为现实。

脚注：

1 Chapter on Money,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上、下。

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第119-120页。

3 同上。

4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第253-254页。

5 同上。

6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第96-97页。

7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第109页。

8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第104页。

9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第217页。

10 同上。

11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第218页。

1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第219页。

13 同上。

14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十六卷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版），第218-219页。

15 即自认为先锋队一员的个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