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工厂关系

作者：塞尔焦·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

原文：Bologna, Sergio. “Il rapporto società-fabbrica come categoria storica.” Primo Maggio Rossi, #2, pp. 1–8, 1974. [Versione Italiana] 英语: Bologna, Sergio. “The factory-society relationship as an historical category” (Translated by Ed Emery) [English version]

朱剑 译

本文为中文翻译初稿，修改后并加编译注释的版本将2018年在关于意大利1960年代“工人主义”的书中出版。

《阶级》¹编辑部起草了一份“透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调查问卷”，并寄给了意大利境内多个参与战斗性研究和讨论的组织与刊物。这份问卷的目的是要“全面评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现状……评判（尤其是1968-70年的）群众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方法和内容，以及近期实现的‘150小时’诉求对它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下札记最初是准备作为《五一》²策划的汽车业工人阶级史讨论的引言。我已将其重写，以便部分地回应《阶级》提出的问题——之所以部分，是因为它们将自己限于菲亚特公司历史反映出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1960年开始考察我们自己的历史。那一年是人们在1945年后首次谈论把工人阶级运动纳入政府舞台和社会管理。即便经历了1950年代的失败，意大利共产党还是颇为自满，因为它是唯一预料到赫鲁晓夫180度转向的党，代表着广泛的观念谱系和政治联盟，并且在文化上是开放的（实际上非常开放）。这种开放使许多“非有机”知识分子与党的文化政策联系了起来。党的影响遍及电影制片厂、出版社、艺术界和学术机构：这是对其开放政策的丰厚回报。或许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历史编篡学领域取得的。葛兰西的著作为历史编篡学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和完美的历史学方法。他甚至能使其他人摆脱克罗齐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影响。此外，在开始批判意共文化史和意共党史本身时，非共产党历史研究在其核心也是葛兰西式的。我们（以及尤其是《阶级》的一些编辑）都记得，“斯大林主义历史编篡学探讨”过分地批评了亲共历史学家的方法论，指控他们搞护教学——尽管实际上对于亲意共历史学家来讲，护教学的指控未必公平，尤其是当你把他们与法国人和东德人相比较时。他们所奉行的，与其说是构成障碍的护教学或个人崇拜（例如，即便“正统的”东德历史学家，也曾研究远非无关紧要的一战后德国的资本主义结构），还不如说是由葛兰西提出并成为意共政治路线重要组成部分的对意大利历史独特、机敏、灵活和富于启发性的解释。因此，一切“纠察队”的观念都是虚幻的——任何不是同时为新组织而战的文化战斗都被看成浪费时间。感觉是，如果我们证明能够在政治组织层面有所收获，那之后或许就能对历史进行新的解读。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来看看作为葛兰西方法拱顶石的“霸权”*范畴（egemonia）——即政治阶级与其表现同时超越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因为占据霸权地位的政治阶级所反映的层面，绝不仅是其社会基础所掩盖的，而是更为广泛和明显。让我们考察一下“霸权”这个范畴在我们亲爱的两个主题上——即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和美国主义——是如何作用的。葛兰西是这样谈论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的：“这是工人阶级表示反对同资产阶级联盟，主张同农民，首先是同南方农民³结成联盟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是本能的、初步的、原始的，但是是很健康的。准确地说，工团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代表南方农民领导无产阶级的一种软弱的尝试。”⁴关于美国主义，他写道：“在形式上最完善的美国主义要求一个先决条件，而探讨这些问题的美国人并没有对这个条件予以注意，因为这个条件在美国是自然存在着的：这个条件可以称为‘合理的人口成分’，它在于缺少在生产范围内丝毫也不起一点重要作用的人数众多的阶级，也就是绝对寄生的阶级。”⁵他最后总结道：“霸权产生于工厂，并且为了自己的实现仅仅须要最小数量的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职业中间人。”⁶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层面：万物的社会（societas rerum）*和人的社会（societas hominum）*。即便对葛兰西来说，历史正是上述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但葛兰西式的历史编篡学却认为，人的社会是压倒性的——也就是说，把政治机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当做一种独立的东西。这些当代葛兰西分子认为，为了能够建设恢复人类之间新关系——即阶级之间的一种权力平衡——的缓慢、艰辛、困难的道路（只有工人阶级和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能够分别直接地和间接地走上这条道路），而首先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将人的关系转变为物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一切企图都不得不包含这两个环节——人的社会如何转变为万物的社会，以及反之。从社会到工厂，到阶级冲突。就此来讲，只有由工人阶级暴力所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才是人的社会——其他的都只是生产关系的附属物——即附属于资本的社会、政党或者机构。

摆脱摆脱葛兰西“霸权”方法论诱惑的魔爪是不容易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与这样一种历史学家决裂：他们或多或少都对“万物的社会”花费过笔墨，但始终都把“万物”——即“经济要素”——当作与人相分离的东西，将它们封闭在单独的章节中（在那里，奇怪的数字、索引或图表提醒着分神了的读者，教授现在在谈论“经济学”，在阐述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最激进的解决方案是将两个层面减为单独一个层面——换言之，清除霸权概念的基础。或许在这一方面，特龙蒂在《红色手册》上的论述可谓最激进的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关系成了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社会整体成为生产的表现。换言之，社会整体成了工厂的一个机能，工厂将其独断专行的支配加诸社会整体之上。在此基础上，政治国家机器日趋具有了集体资本主义*的特征，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财产，并因此成了资本家的机能。将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进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独特的发展历程所造成的，它绝对无法容忍一个即便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关系网的政治领域的存在。”

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业园⁷的压力使《红色手册》抛弃了霸权概念。随后的实践和理论发现（但也有政治和科学局限），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追溯到特龙蒂的上述文字。这些发现是通过劳动-权力经历其一切关节点的漫长历程后而达到的，以实现空前水平的阶级重组——简言之，即1968年的事件。学生、技术员、边缘无产者、失业者和非有机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大工厂工人阶级的指挥。没有什么能替代那种阶级分析。要么由于仍然与旧腔调（农民、小资产阶级学生、流氓无产者等等）紧密相连要么因为太过深陷第三国际社会学主义而拒斥它的人，无法提供替代性的视角。可一旦组织问题以这些新的方式被摆出来，就必须找寻一种形式上独立的政治领域。这不是一个渐进主义的问题（从工厂斗争到社会；从工资斗争到等级制）。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在当时完全必须找到回应国家挑衅的方式。在1969年12月12日的事件之后，怎么还可能把“国家机器”等同于“集体资本主义”呢？人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纷纷从自己的旧武库里拿出似乎适宜情况的公式：武器锈得最厉害的人，反应往往最快。

1970年见证了极端列宁主义黄金时代的开端——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童年。在理论和组织层面上，是进两步又退两步。但在历史编篡学层面——回到我们的主题——则无疑为意共老近卫军们通过生产自传产品（这或许是官方群体[official quarters]对工人阶级运动史最有效、最货真价实的贡献了）除掉各自喉中骨鲠提供了最适宜的氛围。

所以在1962年，特龙蒂的奠基和《阶级》的工作并没有在历史学原则方面产生值得一提的结果。但却发生了一些可能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任何复兴工人阶级运动的进程，任何与旧政治组织的战略决裂，任何对工人阶级历史编篡学的重建，现在都与菲亚特的工人、与都灵所表现的城市-工厂关系*（rapporto città-fabbrica）牢牢地关联在了一起。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回到了衔接葛兰西著作的问题。都灵和菲亚特是直接生产领域吸纳政治领域的范例。正是在这里，如葛兰西所言，“霸权产生于工厂，并且为了自己的实现仅仅须要最小数量的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职业中间人”；它是意大利境内唯一“美国化”的地方，是唯一有着“合理的人口成分”的地方。

在此，对于轻视组织的形式层面的态度，对于认为党已经完全包含在阶级之中，因此只需措辞恰当的传单来使之成为现实的观点，我们是否或许应该对其追根溯源？或许应该。但确实正是它造成了将组织设定为在生产关系自身之外的“独立”领域的必要性。这让我想到那么一些人，他们或者鼓吹“政治自治”来解释与基督教民主主义相关的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剪刀运动（scissor-movement），或者主张“意志乐观主义”，造成一种完全基于主观主义之上、明确排斥任何并非纯粹“服务”（servizio）的群众领域的组织理论。但现在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在历史编篡学层面得出一些方法论的结论。将社会整体看成生产的表现，这种拒斥独立于社会关系的政治领域的观点，会造成政治历史编篡学（或者政党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开始将经济史作为一般社会史的基础构件。事情发展到，人们觉得，老“劳动过程史”的方法比起整个从政治机构角度看待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编篡学传统，是更为有效的工具。首先受到这种态度影响的是，反法西斯史和抵抗运动史：它们被视为本质上空洞和奴性的。被考察的实际问题是，战后反法西斯政治阶级如何以及为什么使自己成为一种保证社会生产并确保剥削关系维续的过渡要素。[……]

对于《红色手册》，我们曾说，它的工厂概念太过极权，以至消解了所有其他政治层面。我们未曾说到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另外一个既是分析又是工人阶级攻击的对象——即作为集体资本家的国家。在这种视角下，重新评判对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就变得很迫切了。由此，研究进入了大财团（alta finanza）与统治等级之间的关联与勾结——谁给谁付钱，谁妥协或没有妥协——简言之，即便清洗已经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它开始过），揭露寡头统治的成员也根本不是功能性的。相反，人们需要做的是，找出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一个环节的根源。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既注重对发展的量化评判，也注重对社团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逐渐打破了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落后性的旧神话。它们也破除了法西斯主义造成停滞并使之持续存在的图景。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社会被视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整体结构（尤其是更为先进的工业国）有着相当大的同质性。如果不深入其理论根源和运行手段，描述集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又何以可能呢？这便解释了对凯恩斯和阿尔弗雷多·罗科、亚尔马·沙赫特和罗斯福的兴趣。

但与垄断分析相关的另一点或许更为重要。1961年见证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在意大利的出版，这就使人们能够考察共产国际对垄断的本质进行讨论的根源。从希法亭到列宁，从列宁到季米特洛夫。资产阶级最反动的部分和农业阶级以及国家官僚结成的联盟，被视为与垄断和法西斯主义密不可分。因此，停滞的根基在于寄生资产阶级——金融资本⁸，那张收入、商贸来源、农业来源（虽然与银行相关）的密网，和倾向储蓄的小资产阶级一道，组成了保守主义（它阻碍了更广泛的劳动力再生产进程）的“法律与秩序”阵营。这在客观上汇聚了社会“生产”部门中的防御性利益——即被激进派和自由派支持的纯粹资本、工人和雇主——也就是说，在垄断下受窒息的自由资产阶级。

这一纲领对于爱迪生⁹或意美航运公司¹⁰或许有用（并因此似乎适合专制制度的发展），但对于那些处于危机中并被工业重建研究所¹¹控制的的产业部门（海军、造船、钢铁），却是不够的。对于菲亚特，它也毫无作用。或许只有在今天——美元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检讨马克思的货币问题（在热衷于考察凯恩斯货币理论时，我们忘了《资本论》所说的货币的功能）——我们才能够回过头来讨论信用和危机，讨论与信用制度相适应的“其他资本因而其他劳动的有效性”和国家在危机中扶持一个个资本家、使资本家剥夺全部剩余价值时恢复行使资本代理人的社会功能方面的政治功能之间的必要关联。因此，工业重建研究所的作用绝不是在国际危机导致的动荡情况下提供紧急补贴；因此工业重建研究所的“私有化”根本不是对其初衷的背离，也不是资本社会化计划的倒退。工业重建研究所是向由于种种原因而丧失指挥功能的个体资本家进行投资的国家分支。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利润率！这个关注的方面成了第二位的。它绝不是政治上最相关的方面，而是重构进程第二位的、技术性的现象。同理，国家信用与工业之间的类似关系也不能被认为是资本的反常运作：应该说，这种关系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论信用的章节中所描述的东西。

一方面，1964年以来我们在组织层面最初的尝试使我们面对伴随货币（因此也有信用）措施发生的经济转折和衰退问题；另一方面，美国贫民窟中的斗争在实践方面削弱了很大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尤其是与大工厂工人（一些人在非正式评论中称之为工人-群众* [operaio-massa]）相关的穷人、次无产阶级、妇女等理念。还有另一个城市-工厂、“作为工厂的社会”的理念，另一个“美国主义”*的理念：通过暴力，贫民窟*实现了对工厂的霸权。此外，尽管我们试图将该模式运用于来自南方的意大利移民之上，但这种以肤色为基础的特殊社会划分仍然是专门美国式的剥削法。此外，1964年也是伯克利¹²和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的年份，是白人激进运动（在1967年与欧洲的学生运动合流）大觉醒的开端。我们要把这些学生置于何处？见鬼！我们所有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范畴框架都陷于混乱。一场灾难！那之后，我们当中还有人坚称，越南战争是一场农民战争，并且因此是争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没有理解单纯农民和武装农民的区别，没有预料到（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同样那群农民会给世界货币体系带来危机。遵循其他一切学术原则的历史编篡学，闭上双眼，装聋作哑。尽管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有人强烈欲求摆脱和替换我们的“原则”。这是创造双重文化市场的年代——官方市场和“运动”市场。它对出版业是有用的，因为这个当时处于危机中的行业能够使自己的产品变得多种多样，来覆盖这两个市场。

在战斗性历史编篡学方面，德尔卡里亚¹³的《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成功完成了这个任务，填补了鸿沟。但它后继无人。谁知道为什么？或许因为，就像我们开头所看到的，历史编篡学只是“后知”之学，只在对组织进程进行总结时才现身。

实际上，1968-1969年见证了整整一批新政治活动家。就像曾是都灵的“美国主义”一样，菲亚特又一次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且整个运动似乎都受到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业园54号车间工人的指挥。1962年，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着手撰写共产主义运动史；但1969年，这个小众群体已经能够与群众运动打成一片了，并且阐释的关键点又一次是阶级组成*（composizione di classe）和工人-群众的理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葛兰西上述引文中所称的“合理的人口成分”（composizione demografica razionale）*，但对我们而言，阶级组成意味着与单纯的劳动力结构及其按照职业、技术水平或收入而进行的分层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通过阶级组成所理解到的东西，非常不同于这整个社会学的和工团式的阐释——对我们来讲，阶级组成意味着斗争经验、主观态度、意识形态沉淀和特定阶级整体的自发行为的综合。对资历、技术水平、年龄、出生地这样的因素（即一切所谓“客观”因素）的规定当然包括在阶级组成的理念当中，但并不构成其本质。所有这些都会对我们规定自己的组织纲领和工作方式有重要影响，但像一些人仍然宣称的那样，因此阶级组成和组织之间有着决定性的关系，由此政治纲领从属于阶级组成，就是错误的了。

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阶级组成中，工人-群众是先锋和动力。尽管在这种讨论中有许多后共产主义因素，尽管将二十世纪划分为技术工程工人（被视为意识形态化的和第三国际分子）阶段和流动工人-群众阶段（被视为异端和用户至上主义者[consumista]）得到了确证，尽管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些责任，但回过头来开始遵循汽车产业史（尤其是菲亚特的历史）提供的非常单纯的路线处理问题，或许是有用的。因此，下面的文字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预备性的纲要。但首先，由于上述一些原因，我有必要做些澄清：我并不想“摧毁”葛兰西，尤其是因为他在《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¹⁴中处理了与我们时代关联密切的政治问题。

首先，要仔细考察泰勒主义（参见接下来的文章《菲亚特历史日志》¹⁵），我们就必须将工作的科学组织的发展从大工厂群众化问题中剥离出来。泰勒至死都只重组过美国的中型工厂，但遇见过例如雷诺（他从泰勒那里获得了切割钢板新系统和钢铁快速生产规程）这样的人。阿涅利¹⁶将自己的工人“泰勒化”的企图，虽然在1919年因其工厂被占领而未能实现，但之后1921年4月危险刚一过去，就着手展开了。人们能否因此认定，欧洲大汽车工厂比“工人阶级社团主义”抵抗更为强烈的美国大工厂更早地接受了泰勒制？美国资本的问题很好解释：障碍在于工程工人的技术，这些工人是唯一了解自己工具的人，他们擅长磨洋工甚于实际工作，并且与自己的工会联系密切（工作场所越社团主义，工会联系越密切）。这种障碍只能通过剥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消灭一切工会遗存来实现。操作说明书和等级制晋升是两大武器。这是资本家和不变资本之间的障碍：雇主试图重新掌握机器的秘密，以便使之协调统一，并将之导向复杂的合作制。马克思在讲解合作制时引用的心理学札记在泰勒谈到磨洋工时被提到了。

所以，打破这个障碍是有着高度意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它确是泰勒制的根源。但泰勒主义所选拔的那种工人绝不同于我们所描述的工人-群众。泰勒理想中的工人会附属于工厂，但却不会附属于单独一种工作；会非常乐意工作（“在我的体制中，决不能容忍虽有能力但不乐意工作的人”）；会接受“灵魂革命”；会允许自己日益被剥削。泰勒的工厂不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工厂——那里没有罢工或工人组织形式的空间。泰勒的工人是作为一个劳工进入工厂的，并且二十年后会成长为白领工人。实际上，流动工人（operaio mobile）正是泰勒视为劣等而试图从自己体系中清除掉的工人类型。他的纲领有明确的精英主义倾向：用一个“工人贵族”替换另一个。这种纲领相应于这样一个阶段：在那时的大规模成批生产系统中，一方面机器持续不断地生产，另一方面又按照某一部门的平均生产率来计算奖金。但这一阶段延续了二十年的好时光——这段时间正好是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时期。葛兰西完美地把握了对工人的生理选择；建立生理-体力标准会成为系统干涉工人生活方式的第一步——这种干涉既包括控制酒精（禁酒）也包括性：放荡不羁和一夫多妻的道德适合时光闲散的人，而不适合在工厂工作的人。“美国的劳动合理化与禁酒法毫无疑义是彼此互相联系着的：工业家对工人的精神生活¹⁷监督，某些企业为了检查工人的‘道德’而成立的检查处都是新的劳动方法的要求所造成的……泰勒的确极端恬不知耻地表达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的和自动的技能至于最大程度，打破要求一定程度地发挥劳动者智力、幻想和主动精神的熟练和专业劳动的旧的心理生理关系，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¹⁸简言之，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克服过渡阶段，以达到“不同于以前类型的而且无疑比它们更高的新的心理生理关系……一种强制的淘汰将是不可免的；旧的劳动阶级的某一部分将无情地被排挤出劳动范围，或许将被根本从生活中勾销。”¹⁹葛兰西并没有指出，美国的生产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成了纳粹种族主义的雅利安化计划的先驱——反之亦然——因为他没有看到纳粹的完全形态。我们可以事后来讲，如果接受了这样的分析路径，那么美国的劳动力群众化进程便是通过两个种族选择进程实现的——一个是挑选白种工人中的精英，另一个则是针对黑人。在这里，人们必须面对利用高工资进行说服的问题，只要美国保持对技术的垄断，这就有可能。用高工资将员工与工厂绑在一起，以免人事过度变更。但最重要的事实——正如葛兰西所勾勒的——在于，许多工人因为不愿被过度剥削而拒绝高工资。“福特工业要求自己的工人有其余工业尚未要求的分工和熟练程度；一种在同样的平均时间内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辛苦劳累，都更为使人疲惫的劳动力的消耗量，这些在现存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下不能以工资完全补偿，不能以工资回复。”²⁰这样看来，在菲亚特的两个关键历史时刻——在我们所涉及的年代里——必须采取特别管理措施，以防工人离开自己的工作，这就并非偶然。因此，1916和1931年（一战的高潮和大萧条的高潮），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人民拒绝了“菲亚特工资”，因为他们并不打算为工作而自杀。泰勒主义种族选拔计划的胜利完成需要时间；但大汽车工厂的需要却更为特别和紧迫。但对这些需要来讲，精英主义公式并不起作用。工人-群众唯一的价值尺度是他对过度工作的抵抗。因此，只要大规模批量生产开始，工人-群众就会存在于大汽车厂中；起初，他处于生产过程的辅助层面，随后逐渐往上攀登，最终到达生产进程的中心。因此，这个原本是工人-群众的特殊工人种族是内在于汽车生产链的，并从那里扩展入其他生产领域。对过度工作的抵抗克服了任何一致赞同的和意识形态的中介，并使一切“灵魂革命”成为剩余。

意识形态问题由此会得到解决，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小细节：泰勒制得到了欧洲工人运动和苏维埃国家的支持——即得到了将资本主义的本质视为劳动力的浪费，并将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视为消除浪费的第二国际观点的各种继承人的支持。就此，葛兰西将这种支持（他视之为对苏维埃国家的一种扭曲）的责任归咎于托洛茨基：“列昂·达维多维‘过分’坚决地（从而是非合理化地）希望在国家生活中把工业和工业方法摆得高于一切，以外部的和强制的手段加速生产中纪律和秩序的建立，使道德符合劳动的需要。”²¹将责任转移到托洛茨基身上是一个逃避问题的方法，尽管实际上在1926年，一些老工人核心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捍卫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权力等同于指挥社会主义劳动的欲望。但是随着大批年轻人入党、许多人被赶出乡村，工业化却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了。托洛茨基的失败（甚至葛兰西也含蓄地承认了）表明了工人对过分要求提高生产率的抵抗程度——年青一代拒绝使自己立刻受到军队、工会和老工人的三重监督。但是，托洛茨基比别人更好地表达了，工业化的“强制”性，社会主义劳动的必要性。

但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在构成工人委员会运动主体的工人阶层当中有一定影响。阿涅利自己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试图把这些委员会主义分子拉入经他“选拔”的行列。有时（1924年）他甚至设法让他们与非专业工人竞赛。而在1930年反对贝多体制（Bédaux）的斗争中，这些干部选择消极被动，来作为把自己与“法西斯”青年群众拉开距离的手段，以至党对他们采取了纪律措施。领导这场斗争的是前无政府主义者马卢萨尔迪（Malusardi）。

此外我们能怎么解释共产党工会内顽固残存的反平等性？我们怎么解释布翁齐（Buozzi）与特伦廷（Trentin）之间的连续性呢？意识形态和工人-群众之间的问题因此不是单纯通过说用物理抵抗替代赞同就能解决的。它是手工业工人的第三国际形态，这些工人即便在生产进程的新技术和变革已经横扫这一社会形态时，仍然墨守成规。因此，工人-群众承受的意识形态压力，不是来自雇主，而是来自工人阶级传统本身。这或许也能解释，对已被技术进程完全淘汰了的奖金的坚持：尽管在福特从不存在计件工作，但菲亚特却持续至今。

但这种工厂间的区别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削减其他各个直接生产关系的社会条件？在这个面临故意完全雇佣社会的时代中，我们到底是怎么谈论工人-群众的？随着危机开始撕裂劳动市场，我们又是如何越来越少地谈论工人-群众？这里美国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从贫民窟斗争到失业计划；从妇女斗争到家庭计划——我们认为，在通过评论《管理穷人》（Regulating the Poor）一书来开始这一讨论是重要的。在书中我们发现，对穷人（和其他事物，通过控制他们的性生活，就像葛兰西描述福特工人受控的性生活一样）也可能进行筛选淘汰。因此与那些注定保持贫困的人相比，工人-群众与工作之间临时和变动不居的关系是一种特权状况。

但城市-工厂关系也在发生改变，并且与直接工资管理相关的援助管理，实现了一种特有的自治——一种公司独裁下的地方权力的自治。实际上，无产阶级不服从的中心从工厂转向了贫民窟。童工被不良少年替代；妇女纺织厂的剥削被“无依无靠的母亲”的孤立所替代。因此，我们继续将都灵描绘成“美国的”，而美国随时随刻都在转变，并且我们的“美国主义”，远不是一种进步观点，仅仅反映了（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白人文化的落后性。

但是这种白人文化，由于将各种贡献集合为一，至少能够公正地、有组织地追溯都灵/菲亚特的历史（一段在一定程度上被从意大利史、意大利工业化史或意大利工人阶级史中裁剪掉的历史）。事实上，由于斯普里亚诺²²、阿布拉特²³和卡斯特罗诺沃²⁴的作品，通过《当代史评论》²⁵（遵循《红色手册》传统方法）的系统工作，我们现在有了一幅相当完整但也面临日益“省份化”（provinciale）危险的当代阶级关系图景。实际上，由于1969-1971年的阶级攻击，菲亚特正在逃离都灵，建立遍及全国各地的结构，并且（或许更重要）“汽车业的衰退”成了一种生产和消费模式——这些事实使仍然基于旧菲亚特-都灵、城市-工厂关系的历史分析在“战斗性”方面失掉了许多分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菲亚特的新形式使得整个历史编篡学传统迅速过时。因此，我们决定发表布龙齐诺、杰尔马内托和圭迪的文章²⁶。不过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米兰这样的事例。对于这个阶级活动非常重要的极点，对于这座城市简短却关键的历史，对于甚至单个雇主，我们并非只能进行一种综合，也并不只有一种“试验性”研究项目。完全一无所有。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一套基本假说——而对于都灵-菲亚特，一切学派的历史学家都有一套或多或少相同的基本假说。唯一能说的是消极方面：把所有社会关系还原为工厂关系，将毫无疑问地造成扭曲变形，虽然由于米兰经济部门的多样性（包括服务业和第三产业），这种变形不过会太过严重。但由于工厂和地域*（territorio）之间总体关系的本质，米兰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明显存在一种双重纲领——将（产业部门、商业、同种工厂的）工人阶级战线与零散工人、民众和整个地域结合在一起。生产阵营自身（在社会方面）越是薄弱，地域层面的暴力使用就越为显著。

打破对米兰工人阶级斗争的默杀阴谋是《五一》的目标之一。但有一点必须直言：我们需要替代葛兰西“合理的人口成分”的新运作理念，但不会（运用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的定义）在那不勒斯（即与工人阶级底特律对立的民众那不勒斯）寻求替代方案。那些想用“社区”替代工厂的人所作出的这种选择，却使工人主义转变为民粹主义，并将现代贫困与其前资本主义形式混为一谈。我们也不会在办公室或数据处理中心寻求“工厂霸权”的替代方案（米兰白领历史的巨大诱惑）。我们此时会在马克思的文字中找寻它。

总而言之（我们终究要回到这里，并且欢迎《阶级》对此提出看法），我们活动处于一般历史编篡学的视野和能够取胜的多数主义命题（就像“工厂-社会”命题那样）内，对于贝尔马尼²⁷在《游击队篇章》（莫斯卡泰利²⁸游击队的历史）一书引言中令人浮想联翩地勾勒的“另一种历史”（storia altra）或“小历史”（Piccola storia）则兴趣乏然。即便白人青年——白人工人-群众——的替代性行为或许会起到主要主体的作用，战斗性历史编篡学也并不意味着地下历史编篡学。

脚注：

1 《阶级》（La Classe）系意大利左翼刊物。

2 《五一》（Primo Maggio）系意大利左翼刊物，创刊于1973年。

3 加粗处为原文斜体。

4  葛兰西：《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5 葛兰西：《欧洲人口成分合理化》，《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7-328页。

6 葛兰西：《欧洲人口成分合理化》，《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1页。“霸权“在原译文中为“领导权”。

7 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业园（Fiat Mirafiori）位于都灵以南，曾是意大利境内最大的工业园区。

8 此处原文为德文“Finanzkapital”。

9 此处指总部设在米兰的意大利能源巨头爱迪生公司（Edison S.p.A.）。

10 意美航运公司（Società di Navigazione Italo-Americana，简称SNIA）是一家成立于1917年的意大利航运公司，总部设在米兰，2010年破产。

11 工业重建研究所（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简称IRI）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1933年建立的国有公司，以接手在大萧条中遭受重创的银行在大型工业企业中的股份，并向濒临破产的私企注资。二战后，该公司继续存在，至2000年方告解散。

12 指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

13 伦佐·德尔卡里亚（Renzo Del Carria，1924-2010），意大利历史学家。曾加入意共，后转向毛主义。《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Proletari Senza Rivoluzione）是其代表作和成名作。

14 《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是葛兰西几篇讨论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的札记的合集，包括《前言》、《欧洲人口成分合理化》、《工业的财政自给自足》、《性问题的几个方面》、《“兽性”和工业主义》、《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泰罗制和劳动者的机械化》、《高工资》、《股票、债券、国家有价证券》、《美国的文明与欧洲的文明》等数篇短文。中文全译本见《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3-417页。

15 《菲亚特历史日志(1900-1940)》（Date di storia della Fiat, 1900-1940）发表于《五一》第2期时，正好紧随本文之后。

16 菲亚特公司为阿涅利家族所有。这里的“阿涅利”指菲亚特公司的创始人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

17 本文此处英译为“personal life”，意大利原文为“vita intima”。

18 葛兰西：《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9页。

19 葛兰西：《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9页。

20 葛兰西：《高工资》，《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0-411页。

21 葛兰西：《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22 保罗·斯普里亚诺（Paolo Spriano，1925–1988），意大利左翼历史学家，曾任意共中央委员。

23 马里奥·阿布拉特（Mario Abrate），意大利历史学家，曾撰写都灵工会史方面的著作。

24 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Valerio Castronovo，1935—），意大利历史学家。

25 《当代史评论》（Rivista di Storia Contemporanea），意大利左翼历史刊物，创刊于1972年。

26 指由阿尔贝托·布龙齐诺（Alberto Bronzino）、路易吉·杰尔马内托（Luigi Germanetto）和詹弗兰科·圭迪（Gianfranco Guidi）三人合著、发表于《五一》第2期（即本文所发表的当期）的文章《产业工团主义札记：菲利波·科里多尼与“工团技术改革”》（Note sul sindacalismo industrial: Filippo Corridoni e la «Riforma della tecnica sindacale»）。

27 切萨雷·贝尔马尼（Cesare Bermani，1937—），意大利历史学家。《游击队篇章》（Pagine Di Guerriglia）系其出版于1971年的作品。

28 奇诺·莫斯卡泰利（Cino Moscatelli，1908-1981），真名温琴佐·莫斯卡泰利，意共著名游击队领导人。其所领导的游击队主要活动于意大利北部韦尔切利省的瓦尔塞西亚地区（Valse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