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家务劳动的工资

作者：西尔维娅·费德里奇* (Silvia Federici)

原文：Federici, Silvia. “Wages Against Housework.” Power of Women Collective/Falling Wall Press, 1975 [English version]

马新译、朱剑 校

本文为中文翻译初稿，修改后并加编译注释的版本将2018年在关于意大利1960年代“工人主义”的书中出版。

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没有工资的工作。
他们称之为冷淡。我们称之为旷工。
每一次流产都是工伤。
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工作条件……
但同性恋是工人掌握生产，而非结束工作。
更多的笑容？给更多钱吧。没有什么比钱更能够摧毁笑容的治愈功效了。
神经衰弱、自杀、去性化：家庭主妇的职业病。

在讨论家务劳动工资*时，很多妇女都会表现出种种困难和犹豫，因为她们把家务劳动工资还原为一种物、一沓钱，而没有将之视为一种政治态度。这两种立场差别巨大。将家务劳动工资视为一种物而非一种态度，会使我们斗争的最终成果与斗争本身相分离，并使我们失去其对于打破和颠覆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被限定的角色的意义。

当我们这样还原式地看待家务劳动工资时，我们是在自问：更多的钱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不同？我们甚至可能会同意，对于很多除了家务劳动和婚姻之外别无选择的妇女来说，更多的钱确实会带来很大的不同。但对于我们这些似乎有其他选择——专职工作、开明的丈夫、社群生活方式、同性恋关系，或者这些兼具——的妇女来说，更多的钱根本不会为我们带来太大的区别。对于我们来讲，但凡有别的方式实现经济独立，成为家庭主妇*只会是别无他选时才愿意用来实现经济独立的手段。正所谓,这种命运可以说是比死更糟糕。这种立场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的想像中，我们通常只是给我们当前的糟糕生活多加上一点钱，然后在错误的前提下问道：“那又怎样？”错误的前提在于，我们努力争取那笔钱的同时，不会使我们全部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革命化。但如果我们将家务劳动工资视为一种政治态度，那我们就会看到，争取它的斗争将会在我们作为妇女的生活和社会权力中造成一场革命。显然，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这笔钱，这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身体和心灵特殊的卖淫形式，并由此得到钱来掩盖那种需要。正如我将要表明的那样，家务劳动工资不仅是一种革命态度，而且也是唯一一种从妇女主义立场并最终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的革命态度。

“爱的劳动”

当谈论家务劳动*时，我们所谈的不是一种与其他工作*一般的工作，而是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各成分施行的最无处不在的操纵和最精致隐秘的暴力。诚然，在资本主义中，每个工人都受到了操纵、遭受了剥削，并且他/她与资本的关系也被完全神秘化了。工资给人一种公平交易的印象：你劳动，你得到报酬，因此你跟你的老板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报酬不是为了偿付你的劳动，而是为了隐藏所有转化为利润的无偿劳动。但工资至少承认你是工人，你可以就工资、工作的条件和数量进行谈判和斗争。领工资意味着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你之所以工作，不是因为你喜欢工作，也不是因为工作自然而然地找到你，而是因为只有工作你才能生存。尽管可能备受剥削，你也不是那份工作。今天你是邮递员，明天可以是出租车司机。重要的是你要干多少工作和你能从中得到多少钱。

但对于家务劳动，情况迥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家务劳动被加诸妇女身上，而且还在于它被转变成了我们妇女体格和人格的自然属性、内在需求、渴望，据说源自我们妇女特质深处。家务劳动被转化成一种自然属性，而没有被视为工作，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妇女体制出现以来，它就注定是无工资的。资本必须让我们信服家务劳动是一种自然、不可避免甚至令人满足的活动，以便我们能够接受这种无偿劳动。反过来，家务劳动的无工资状态也成了巩固家务劳动不是工作这一惯常说法的最有力武器，从而防止妇女展开除私家厨房-卧室吵架（全社会都觉得这种吵架是可笑的，从而会贬低斗争的主人公）之外的斗争。我们都被视为唠叨的泼妇，而不是斗争中的工人。

但至少需要二十年的社会化过程——日复一日的培训，才能让一位妇女做好成为无工资母亲的准备，才能使她相信孩子和丈夫是她能从生活中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这表明了成为家庭主妇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情。尽管如此，它也很难成功。无论我们多么训练有素,当婚礼结束后面对肮脏的水槽，很少有妇女不会觉得上当受骗。我们当中还会有很多人抱有幻想，觉得我们是为爱而结婚。我们当中有些人承认我们是为了钱和安全感才结的婚；但是时候进行澄清了：尽管婚姻中的爱或金钱寥寥无几，但等待我们的工作却是堆积如山。这就是为什么年长的妇女总会告诉我们：“抓住一切机会享受自由，现在想买什么就尽管去买吧……”但不幸的是，如果从小便接受训练，学会顺从、屈从、依赖，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甚至从中得到乐趣，那你就根本不可能享受任何自由。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特质，那是你的问题、你的失败、你的罪孽，你不正常。

我们必须承认，资本在隐藏我们的劳动成果方面非常成功。它以妇女为代价，创造了一件真正的杰作。通过否认家务劳动有工资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爱的行为，资本一石多鸟。首先，它得到了多得要命的免费劳动，并确保远离反资本斗争的妇女,会把家务劳动当成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这句话颇有魔力“是的，亲爱的，你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与此同时，通过让他的女人依赖于他的工作和工资，资本也规训了男性工人，并且通过给这些自身仆役于工厂或办公室已久的男性工人配备一名仆人来将他们禁锢在这种规训之中。实际上，我们作为妇女的作用，是要成为“工人阶级”（即资本为获得更多社会权力而役使的无产阶级阶层）无工资但快乐的（最重要的是爱）仆人。就像上帝创造夏娃是为了给亚当带来快乐，资本创造家庭主妇，也是为了在体力、情感和性等方面服侍男性工人——抚育他的孩子，缝补他的袜子，修补他被资本带来的工作和社会关系（孤独的关系）摧毁的自我。妇女必须为资本承担体力、情感和性的服务。正是它们的独特组合，塑造了家庭主妇的仆人性，使她的工作如此繁重却又不可见。大多数男性一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会开始考虑结婚，这绝非偶然。这不仅因为他们现在负担得起结婚了，也由于只有家里有照顾自己的人，才不至于在流水线和办公桌旁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发疯。所有妇女都知道，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并拥有一段“成功的”婚姻，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家里越穷，妇女遭受奴役越严重，但这不单纯出于经济状况的原因。实际上，资本采用双重政策，一种政策对付中产阶级，一种政策对付工人阶级家庭。我们总能在工人阶级家庭中找到最质朴的大男子气概：男性在工作中受到的打击越多，妻子就越必须学会消化这种打击，男性就越会以她为代价来恢复自我。在因为工作而沮丧或疲惫不堪的时候，在斗争失败的时候（进工厂本身就是一种失败），你殴打你的妻子，冲她发泄你的怒气。男性被使唤得越多，就会越厉害地使唤别人。家就是男性的城堡……他心情不好时，他的妻子必须学会安静地等待；他垮掉、咒骂整个世界时，他的妻子必须学会使他复原；在他说 “今晚太累了”或做爱太快（如一位妇女所言，他简直跟好像在跟蛋黄酱罐子做爱）时，妻子必须学会在床上风情万种。（妇女总能找到反击或报复他们的办法，却总是采用一种孤立和私下的方式。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才能让这种斗争从厨房和卧室走上街头。）

这种以爱和婚姻之名进行的诈骗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即便我们还没结婚），因为一旦家务劳动完全自然化和性别化，一旦它变成了妇女属性，我们所有作为妇女的人都将受到它的规定。如果做某件事是自然的，那么人们便会期望所有妇女去做那件事，甚至应该喜欢做那件事——尽管有些妇女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可以逃避大部分或部分的家务（她们的丈夫能够负担起女佣和心理医生，以及其他放松和娱乐形式）。我们也许不是在服务一个男人，但是我们全都身处与整个男性世界的主仆关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妇女意味着被贬斥、意味着低人一等。（每个男人都觉得有权问你：“笑一笑，甜心，你出什么事了？”不管他是你丈夫，还是火车上的检票员，亦或是你的老板。）

革命态度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们便能看到家务劳动工资要求的革命内涵。这种要求会终结我们的自然本性，开始我们的斗争，因为只是希望得到家务劳动工资，就意味着我们拒绝承认这种工作是我们自然本性的表现，并因此明确拒绝接受资本为我们发明的妇女角色。
要求家务劳动工资本身就会削弱社会对我们的期望，而正是这些期望——我们社会化的本质所在——使我们在家中处于无工资状态。就此而言，将妇女争取工资的斗争与工厂男性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相提并论，是荒谬的。雇佣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确挑战了他的社会角色，但却仍然处于这个角色范围之中。当我们为工资而斗争时，我们是在毫不含糊、单刀直入地去反抗我们的社会角色。同样，雇佣工人的斗争和奴隶争取得到工资、反抗奴隶制的斗争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然而需要澄清的是，我们为工资而斗争，不是在争取进入资本主义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在这些关系之中。我们是在争取打破资本对妇女的规划，而这也是资本为维持其权力而在工人阶级内部有计划地分工和社会权力分化的关键环节。家务劳动工资之所以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要求，不是因为其本身破坏了资本，而是由于它攻击资本，迫使资本以更有利于我们并最终更有利于阶级团结的方式重构社会关系。实际上，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得到了报酬，我们会继续承担家务劳动。情况恰恰相反。做家务劳动要求付钱，是拒绝家务劳动的第一步，因为争取工资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可见，而这是展开反对家务劳动（无论是其作为家务劳动的直接方面，还是其更为隐秘的性质，例如妇女气质）的斗争的必要条件。

不同于一切“经济主义”*¹的指控，我们应该记住，钱就是资本，即控制劳动的权力。因此重新占有作为我们、我们母辈以及祖母辈劳动成果的钱，同时意味着破坏资本迫使我们进行劳动的权力。我们也不应该怀疑工资有力量使我们的妇女气质去神秘化，并使我们的工作——作为工作的我们的妇女气质——变得可见，因为无工资非常有力地塑造了这种角色、掩藏了我们的工作。争取家务劳动工资使这一点变得可见：我们的心灵、身体和情感都为了一种特定功能并在一种特定功能中遭到了扭曲，而且之后被作为模板扔回给我们，我们如果希望被社会接受为妇女的话，就必须接受这个模板。

我们要求家务劳动工资是要揭露一个事实，即家务劳动对于资本来说就是金钱，资本已经并一直从我们的烹饪、微笑和做爱中赚钱。同时这也反映出，我们之所以经年累月地烹饪、微笑和做爱，不是因为我们做这些比其他人更容易，而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脸庞因为笑得太多而扭曲，我们的感受因为爱得太多而麻木，我们的过度性化使我们完全被去性化*。

争取家务劳动工资只是开始，但其中传达的信息却是明确的：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给我们报酬，因为作为妇女我们不再保证做任何事了。我们想把家务劳动也称为工作，这样我们或许会重新发现什么是爱，并创造出我们前所未知的性状态。从工作的视角来看，我们能要求许多笔工资，因为我们被迫同时从事多项工作。我们是女佣、妓女、护士、心理医生；这就是“母亲节”所欢庆的“英雄”配偶的本质。我们说：别再庆祝我们的剥削、我们所谓的英雄主义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家务劳动都要得到报酬，这样我们就能拒绝一部分家务劳动，并最终完全拒绝它。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显示我们的妇女美德具有一种可计算的货币价值更有效了：直到今天只有资本伴随着击败我们的程度而相应地增长；从今以后，我们根据自己力量的组织程度来为我们反抗资本。

争取社会服务的斗争

这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激进的态度了，因为尽管我们可以要求一切，日间护理、同工同酬、免费的自助洗衣店，但除非从根本上攻击我们的妇女角色，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取得任何实质的改变。如果我们不率先确定我们的工作也是工作，那么我们争取社会服务（即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的斗争只会不断遭受挫败。除非我们反抗总体，否则我们将永远不会取得胜利。我们争取免费自助洗衣店的斗争会归于失败，除非我们首先反抗我们只有无穷无尽地工作（这种工作正日复一日地摧残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我们的社会关系）才能爱的事实；除非我们首先逃离这种勒索，由于这种勒索，我们施予和接受爱的需要都作为一种工作职责（由于这种职责，我们只能一直不满自己的丈夫、孩子和朋友，并对这种不满产生罪恶感）转而反对我们。就像年复一年的妇女家外工作所见证的那样，找兼职工作也无法改变那种角色。兼职不仅使我们遭受更多剥削，而且还以其他形式再生产了我们的角色。无论往哪儿看，我们都能看到妇女从事的工作不过是家庭主妇状态全方位的扩张。我们不仅成了护士、女佣、教师、秘书——我们都在家里为所有这些职能接受了良好的培训——而且还受到在家中阻碍我们斗争的同一个障碍的规训：孤立，其他人得靠我们才能生活的事实，还有无法看到我们的工作在何处开始、何处结束、我们的欲望在何处开始的事实。给老板倒咖啡，跟他聊聊他的婚姻问题，这属于秘书工作的一部分吗？还是属于个人帮助？我们不得不注意上班时的仪容，这属于工作条件吗？还是妇女虚荣心的结果？（直到最近，因为害怕遭到解雇，美国的空姐还需定期称重和长期节食，这种折磨每个女人都知道。）人们常说，当雇佣劳动市场需要她的存在时，“一个女人可以在不丧失妇女气质的情况下从事任何工作”，这干脆意味着你不管做什么，都只是个女人。

至于将家务劳动社会化和集体化的建议，几个例子将足以说明这些替代方案和我们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区别。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建立一个日托中心、要求国家为此买单是一回事。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国家，让国家不是5小时而是15或24个小时地控制、管教和教育他们以美国国旗为荣，则是另一回事了。以我们想要的方式组织公共聚餐（我们自己操办，集群聚餐等等），然后要求国家为此买单是一回事，要求国家组织我们的用餐则是截然相反的事情了。在一种情况下我们重新得到了生活的控制权，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却助长了国家对我们的控制。

反对家务劳动的斗争

一些妇女会说：家务劳动工资将会怎样改变丈夫对我们的态度？一旦我们得到了工资，丈夫难道不会继续希望我们承担跟以前一样甚至更多的职责吗？但这些妇女没有看到，男性之所以能对我们有这么多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报酬，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女人的事”，不会花费我们太多精力。男性之所以能够接受我们的服务并从中获得乐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家务劳动对于我们来说轻而易举，我们也会因为是为爱做这些事而乐在其中。他们确实期望我们感激，因为通过娶我们或与我们生活，他们给了我们作为妇女表现自己（即为他们服务）的机会。他们会说：“能够找到像我这样的男人是你的幸运。”只有当男人将我们的工作看成工作——将我们的爱看成工作——并且最重要的是看到我们拒绝两者的决心时，他们才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只有当成百上千的妇女走上街头，说出无休无止的清洁工作、总要在感情方面做好准备、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被迫做爱很难受，讨厌的工作浪费我们的生命时，他们才会感到害怕，并为自己身为男人而感到沮丧。但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是能发生的最好不过的事情了，因为通过揭露资本分化我们的方式（资本通过我们规训男人，又通过男人规训我们——彼此反对），作为男人的拐杖、奴隶和锁链，我们开启了他们的解放进程。因此家务劳动工资将比努力证明我们和他们有相同的工作能力、我们能从事同样的工作更有教益。我们把这种富有意义的努力留给“职业妇女”*吧。她们摆脱压迫，靠的不是团结和斗争的力量，而是主人的力量、压迫（常常是其他妇女）的力量。我们也不必证明我们能够“打破蓝领障碍”。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打破了蓝领障碍，并发现工作服并没有赋予我们比围裙更多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力量甚至会更少，因为现在我们必须既穿工作服也穿围裙了，所以投入反对它们的斗争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少。我们必须证明，我们有能力揭露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揭露资本在反资本斗争中对我们和我们的力量的所作所为。

不幸的是，很多妇女——特别是单身妇女——因为害怕被认定为家庭主妇，而畏惧家务劳动工资的态度。她们知道家庭主妇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无力的地位，所以她们不想意识到自己也是家庭主妇。这正是她们的弱点，这种弱点因为缺乏自我认同而维持下来并长期存在。我们想并且必须说的是，我们都是家庭主妇，我们都是妓女，我们都是同性恋，因为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奴隶身分，我们才能承认我们反对它的斗争，因为只要我们认为我们是比家庭主妇更好、不同，我们便接受了主人的逻辑（即一种分化的逻辑），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一种奴役的逻辑。我们都是家庭主妇，因为不管我们身处何地，他们总可以要求我们做更多工作，使我们提出要求时更为恐惧，并使他们有更少金钱压力，因为我们头脑中充满期望，希望现在或未来会出现一个男人来“照顾我们”。

我们一直在欺骗自己以为能够逃离家务劳动。但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尽管在家外工作，却逃脱了家务？我们真的能够那么容易无视与男人生活的想法吗？如果我们失去了工作会怎么样？当我们年老色衰，失去了年轻（生产力）和魅力（女性生产力）在今天赋予我们的微小力量时又怎样呢？孩子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后悔没要孩子，甚至在现实中根本没法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能承担起同性恋关系吗？我们愿意为孤立和排斥付出代价吗？但我们又真的能负担得起与男人的关系吗？

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只有这些替代方案，并且什么样的斗争才能使我们超越它们？

纽约，1974年春

脚注：

1 经济主义 （economism），一种认为对工作阶级的关注只需要透过改善生活条件来达至，而不用进行政治改革的政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