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特隆蒂 (Mario Tronti) (1964)
首次发表于《工人阶级》杂志,1964年一月第一期,第二次发表于《工人与资本》,都灵出版社,1966年,89-95页,题为《政治实验的新方式》。中文翻译:郑鼐
意大利语: Tronti, Mario. 1964. “Lenin in Inghilterra.” In: Classe Operaia, 1, 1, pp. 18–20. 英语: Tronti, Mario. “Lenin in England.” In: Red Notes. 1979. Working Class Autonomy and the Crisis. Italian Marxist Text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Class Movement: 1964–79. London. pp. 1–6. English version] 本文为中文翻译初稿,修改后并加编译注释的版本将2018年在关于意大利1960年代“工人主义”的书中出版。
阶级斗争的新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工人们通过在工厂里建立有组织力量这一暴力的现实,将新时代强加于资本家们的头上。但资本的力量似乎也稳固而坚实。 …力量的平衡似乎是不利于工人…然而恰恰在资本的力量显得最占优势的地方,我们看到有种威胁深深地渗入其中,那就是工人阶级的威胁。
它并不显见。我们要学习,要长远而仔细地看待工人阶级的阶级状况。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发展规律:经济学家发现了它们,政府施行了它们,工人也遭受了它们的折磨。但谁能揭示工人阶级的发展规律呢?资本有它的历史,它的历史学家将其记录了下来,但谁会写下工人阶级的历史呢?资本主义的剥削可以通过花样繁多的形式来将其政治支配强加于人,但是日后当工人成为统治阶级时,我们怎样去梳理未来将要采取的专政形式呢?这就是一堆炸药,是剧烈的社会运动; 我们必须让它鲜活起来,从内部耐心地精耕细作。
我们曾经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第一,工人第二。而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必须扭转局面,翻转两极,从头开始,重新来过——这里的“头”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得依附于工人阶级的斗争; 它落后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且他们所设置的、资本再生产的政治机制也必须被推翻。
这不是嘴上功夫,也不只是为了恢复我们的信心。当然,我们迫切需要摆脱几十年来工人阶级不断失败的挫折感,这些失败拖垮了这个起源于本时代的、仅有的革命运动。但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决不是一个科学论断的充分条件:这个论断必须有自己的立足点,必须站在物质、历史事实的坚实而复杂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例子将得到证明:在1848年6月(这是个重要的月份,已被资产阶级诅咒了成千上万次的月份),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工人阶级接管了舞台,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在不同的时期,他们自愿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员,题词员,技术人员或置景工,随时准备精神饱满地进入剧场并对观众嬉笑怒骂。那么,在当代舞台上,工人阶级如今是如何展现自己的呢?
我们新的演出方式立足于如下命题: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工人阶级具体、现实的政治地位都必须要实现(necessitate)并指导资本主义发展的既定形式。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对全球社会关系网络有一个新的认识。
比如,在发现这个关系网络的基本物质特征,即发现世界市场正在经历重建时,我们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追溯到斯大林主义对发展的束缚的终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只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市场问题”即可。但是我们试图给工人阶级的观点找到一个政治解释。今天,统一世界市场的意义在于它带来了社会劳动力的国际水平的控制。在有限的自由贸易区内组织商品生产成为了可能,虽然这并不容易。但工人阶级的动向却不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人的劳动力在全球层面已经同质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也将迫使资本同样地变得同质化。看如今,正是工人阶级在世界层面上的运动的统一性,才倒逼资本急切地做出统一的反应以资补救。
但是,当我们说国际工人阶级的运动是统一的时,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官方劳工运动多层的制度结构只会在所有事务中制造分歧,而资本主义的结构又统一了一切——但是这种统一只体现在资本的利益之中。某个政治斗争行为不能简单地用经验手段来检验和衡量。证明这种统一性的唯一方法是着手对它进行组织。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阶级统一的新形式完全内含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之中,而这个斗争的领域就是国际层面上的社会资本。
在国际层面上,工人阶级的政治处境从未如此清晰:历史上,无论我们在何处发现了集中的作为产业劳动力的社会群众,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同样的集体态度,相同的基本实践和统一的政治成长。有计划的不合作,有组织的消极态度,对未来议论纷纷的观望作风,政治上的拒绝,以及斗争的永久连续性——这些是当今工人阶级斗争正在对自身进行总结和发展的具体历史形式。然而他们只是过渡形势下的过渡形式,从社会角度来讲,工人已经超越了旧的组织,但还处于一个政治组织的真空之中、尚未成为一个新的改良或革命的政治组织。我们走到了工人阶级史上的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把握其意义,因为它的政治结果将是有决定性的。
不出意外的话,第一个结果就是一个难题:在缺乏与运动水平相适应的制度的情况下,即缺乏阶级自觉通常用来自我表达的渠道时,我们如何把握实质意义上的阶级运动? 这显然需要更多的理论尝试(还需要更强的抽象概括能力),但这种尝试也有更清晰的实用功能:因为我们不得不独立于工人阶级运动来分析工人阶级。
第二个结果是,我们发现了阶级运动中看上去存在矛盾和不确定性。很显然,如果工人阶级有某个革命的政治组织,它就会利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切最成熟的节点。如果伴随着革命成长的不仅有阶级人群的增多,还有该阶级组织的壮大,那在国际水平上建立资本一体化的过程才能成为工人阶级政治重组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革命是一个有利的战略契机)。 如果这个因素不存在,那么整个过程就只有资本得利,而这个阶段也只会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单方面加强稳定的战术契机,甚至在表面上将工人阶级整合到现有体系中去。
历史上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即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有机政治协议,也许会沿着经典路线再次开启一段革命进程。如果能够再次设法为意大利工人提供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那么这个政党将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阶段致力于直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这个党,资产阶级剥削的主导地位目前将会变得更加稳定,工人们也将不得不寻求其他的革命道路。这个时候,虽然工人阶级确实客观地强迫资产阶级做出更加清楚、明确的选择,但资产阶级随后确实也做出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其他选择。资产阶级在这个时候比工人阶级组织得更好:工人阶级迫使资产阶级接受的选择,可能恰恰有给资产阶级增加实力的风险。这让工人阶级为了切身利益而反对这些选择。
如今,工人阶级的战略观是如此清晰,以至于我们怀疑我们的战略是否到现在才完全成熟(而非更早)。工人阶级发现(或重新发现)了真正的秘密,这是对阶级敌人的死亡宣告:那就是强迫资本转向改良主义的政治能力;然后开诚布公地利用改良主义来进行工人阶级革命。但是,目前的工人阶级的战术地位只是一个没有自己组织的阶级,而且处于一种不那么明确,更微妙而模糊的地位。工人阶级仍不得不利用资产阶级改良中产生危机的各种矛盾,他们必须为阻碍和遏制有助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提供助力,因为工人们认识和觉察到,在没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若允许资产阶级改良派随意进行改良,就等于长期冻结整个革命进程(更进一步的说,如果工人的政治组织确已存在,它将立即欢迎改良的发生)。因此,资本和劳工运动这两种改良主义必然会合流,但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直接的主动行动才能实现。而现在,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工人眼下的利益就是把这两种改良主义分离开来。同样地,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只有当工人阶级经历过抗争乃至革命,而且在革命斗争中历练了组织的可行模式后,这两种改良的合流才会发生。在那时,劳工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无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历史性碰撞,才真正标志着革命进程的开端。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当前的处境是为后面的阶段铺平和引领道路。紧随其后的将是工人们对资本发展总体上的战略支持(即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到寻求改良的阶段),以及对这种发展的特定形式的(即资产阶级主导的形式)战术反对。所以,今天的工人阶级在战术和战略上是矛盾的。
换句话说,战术的政治契机和战略的理论契机是矛盾的,它们在革命组织和工人阶级科学理论之间那复杂而又相互调和的关系中是矛盾的。今天,在理论层面上,工人视野必须抛弃束缚,它不能局限于自身,要通过超越和否定懦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絮絮叨叨地索要的一切经验证据来实现飞跃。对工人阶级思潮而言,发现的时刻再次降临了。制度建设,反复说教和庸俗论调被提升为系统论述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用严格的、单方面的阶级逻辑重新开始,把勇气和决心留给自己,把讥讽留给别人吧。
这不应该与政治计划的创制相混淆,我们必须抵制把这种理论观点直接带上政治斗争舞台上的诱惑。这种斗争是在确切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基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与我们的理论陈述相矛盾。在工人涉及到的既定阶级状况之内,关于直接斗争的实际问题,还有对直接干预的组织的实际解决方法,首先要看这个运动需要什么样的自我发展,其次才是在普遍视野之下的审视,这样的普遍视野就是要在主观上给阶级敌人制造麻烦。
但是理论与政治的分离只是战术与战略矛盾的结果。在阶级和阶级的历史组织——“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两者都有其物质基础,在这个过程里(还在慢慢发展)它们先是分裂,然后相互抵消。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过程会把我们带往何处?首先要说的是,这条道路的目标是重写两个契机之间正确的政治关系。它们之间的一切分裂在理论上都是不合理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起到哪怕是暂时的对立。如果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再次找到了由工人阶级认可的、通往革命的道路,那么这两个契机统一起来的过程就会更容易,更快捷,更直接,更有把握。否则,即使革命进程会更稳妥,但也将模糊不清,拖泥带水,长路漫漫且富有变数。很容易看到旧有的组织在新的工人阶级斗争中所做的秘密工作。但工人们持续自觉地利用这种旧组织的方法会变得更难掌握,而资产阶级仍相信这制度将会是有组织工人运动所采取的方式。
特别要指出的是,工人阶级在传统组织的指挥下抛弃了所有的战术问题,同时又保持了自主的战略视角,不受限制也绝不调和。而如今我们又有了革命战略和改良战术的暂时调和。即使如此,情况看来也正如时常有之的那样恰恰相反。现在看来,工人与制度是和谐的,只是偶尔与后者发生摩擦,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布尔乔亚”表象。事实上,在政治上,即使是工会的小规模冲突也只代表着工人在权力斗争中的理论演练而已:他们接纳工人们,利用工人,一旦工人们被利用完了,就把工人们重新交给老板。事实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即工会把握战术契机,而党把握战略契机,对于工人来说依然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工人阶级和工会之间还存在着联系,工人阶级和党之间就没有关联。正是从直接组织任务中剥离了战略视野的这种现实,暂时地撕裂了阶级斗争和阶级的组织,撕裂了正在进行的斗争契机和临时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改良运动历史失败的后果,也是工人阶级革命的政治发展的现有条件。
理论研究和政治工作实践必须关注这个问题,如果需要的话还当强迫相关的人去关注它:我们关注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革命的发展。我们没有模型,过去的历史经验只能用来使我们摆脱这些经验。我们必须依托于一种新的科学解释。我们知道,整个发展过程实质上体现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层次上。因此,我们的出发点可能在于揭露某种形式的工人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将开启某种向革命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类型。那么我们会考虑如何在工人阶级内部传播这些经验,主动选择攻击可能打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神经节点。在这个基础上反复进行实验,我们就可以解决如何建立劳资关系,如何创造一个可以与斗争相适应的新的和不断发展的组织的问题。那么也许我们会发现,“组织奇迹”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上演,一直在工人阶级惊人的斗争中发生。就算没有人愿意了解它,但也许工人阶级的一切正在创造和已经创造的革命伟业,比殖民地人民所做的一切革命还要多。
但是,这种实践工作是在工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然后就要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中起作用,这项工作需要不断地以一种可以将其普及的政治层面来进行评判和协调。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层面,它需要我们研究和组织新形式的工人阶级报刊。这样的报纸并不旨在立即报道和反映所有个别的斗争经历,相反,它的任务是把这些经验集中到一个普遍的政治方针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刊将对斗争中个例的战略有效性进行监测。进行这种监测的正式程序将会完全改变。政治路线必须验证特定斗争的正确性,而不是相反。因为,在这个基础上,政治路线将是工人阶级、也是对当前真实情况的总观点。我们很容易看到,以“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组织和党派被认为是集体的组织者”为基础的、或者以此种预期为基础的路线是如何使我们与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报纸设想渐行渐远的。在阶级斗争的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我们必须致力的不是先锋队的先进政治组织,而是由工人阶级形成的、团结全面的社会群众的政治组织,在政治高度成熟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这个阶级才是唯一光荣的、有威慑力的革命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控制着现在的秩序。
我们知道这些,而列宁早已知道这些。况且在列宁之前,马克思也以他自己的经验发现——最难的一点就是向组织过渡。斗争的连续性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工人只需要他们自己以及面对他们的老板。但组织的连续性是一个罕有而复杂的东西:一旦组织被制度化为一种形式,就会立即被资本主义(或代表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利用。这就解释了以下事实——工人们都会迅速削弱他们刚刚赢得的组织形式。为了取代一般政治组织的官僚作风,他们用工厂一级的斗争作为替代品,这是一种只有通过生产劳动的智力活动才能发现的新形式的斗争。除非直接由工人阶级构成的政治组织得到普及,否则革命的进程就不会开启:工人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在正式党派的圣堂里高唱“民主”革命的赞美诗的原因。工人阶级的现实与卡尔·马克思的名字是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对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需要与列宁的名字同样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列宁主义的战略以精湛的笔法把马克思带到了圣彼得堡,只有工人阶级的观点才能迈出大胆的革命性步伐。现在让我们试着以同样的科学冒险精神和政治发现精神来回归到这条道路吧。我们所说的“列宁在英格兰”是一个研究工人阶级政党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计划,这就是工人阶级政治发展最高层次上的斗争和组织的主题。